正义必胜

  ——见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炸弹碑”

  陈列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的“炸弹碑”。资料照片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一侧，横置着一座形如炸弹尾翼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碑。这座被称作“炸弹碑”的浇筑碑，原是日军为炫耀其精心策划并制造的九一八事变而建立的“柳条湖爆破地点碑”。抗战胜利后，这座作为日本侵略罪证的浇筑碑被沈阳市民推倒。如今，“炸弹碑”已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可辩驳的历史罪证，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永远无法掩盖的历史，并时刻警示国人：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关东军为制造中国军队无端挑起战争的假象，在北大营及附近区域做足“功夫”。他们先是领着日本贵族院视察团查看铁路爆破地，并令其“偶然”发现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几具“东北军士兵尸体”。随后，日军为掩盖其诬陷东北军士兵炸毁铁路的谎言，又找出两根所谓被炸毁的铁路枕木及破坏铁路的中国士兵的枪支等物证，供国联调查团参观核查。

  由于枕木不能长期露天存放，日军又需要设立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标志，于是便在爆破地点东侧数米处（面向奉天驿方向）竖起木制碑牌，上书“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位置”字样，并派人牵着狼狗站岗驻守。不久，为强化宣传效果，日军将碑牌升级为高约2.5米的三角形三面可观碑牌，每面均刻有“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字样。

  1938年，日本关东军为炫耀战功，在柳条湖事件爆破地点附近用钢筋混凝土建起一座碑，并为其加装宽大的梯形基座。为使这座浇筑碑更加醒目，日军不仅在基座正面刻上“爆破地点”4个字，还在浇筑碑后数米外立起4个硕大的牌子，写上“爆破地点”4个大字。从远处望去，整个钢筋混凝土浇筑碑形似一枚扎入底座的炸弹，故被称为“炸弹碑”。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不久，内阁首相田中又一向天皇奏呈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尽管东北形势危如累卵，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仅用4个多月时间便占领3倍于日本领土面积的中国东北广大地区。松花江上阴云密布，3000多万东北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人前往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至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6年2月，我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经过全国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穷途末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振奋。沈阳民众自发拆毁“炸弹碑”的碑座，将碑身推倒。199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建成后，该碑被正式收藏，陈列于南侧广场一角。1999年，随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扩建完成，该碑被移至展览主馆前广场东侧，作为露天展品展出。

  80年时光荏苒，岁月的刻刀似乎并未在“炸弹碑”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但历史的昭示之音始终回荡在它的上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荣帅 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