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立后，用无线电台为部队提供通信和情报保障成为当务之急。新四军在上级的指导和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大量购买器材、培训人员、制定制度，迅速组建起无线通信体系。皖南事变后，随着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新四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得以在短时期内恢复并发展壮大，报务员的技能和纪律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保卫中国同盟”为新四军提供无线电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8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后，用无线电台为部队提供通信和情报保障成为当务之急。当时，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拖延和削减承诺发给的必要武器装备和经费，新四军部队的通信联络器材也迟迟得不到发放。经军长叶挺出面交涉，才配发了一部小功率的无线电台，而这部电台连组织双向通信的基本功能都不具备。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建“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募抗战物资，对外宣传抗战。1939年，叶挺来到香港，希望宋庆龄设法解决新四军物资匮乏的问题。宋庆龄对叶挺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下，新四军不仅很快收到了海外爱国侨胞捐献的大批药品、物资和经费，还收到了性能先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一批相关器材和元件。随后，新四军军部电台得以建立，新四军各支队、独立行动团也配置了电台和电话通信设备。

  短时期内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无线电报务人员

  新四军成立初期，无线电报务人员十分匮乏。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汉口移至南昌后，就立即建立起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通信科）、无线电台通信大队、运动通信分队和收发室，并开始筹办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简称电训班），从各单位选调学员。为建立新四军的通信组织，除集中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留下来的通信人员外，中共中央从军委二局、三局抽调了大批无线电技术骨干，帮助新四军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仅1937年底到1938年底，就从延安派出15名通信人员。同时，军委三局还在延安举办了一个40多人的机务训练班，专门为新四军培养机务人员。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到达岩寺后，组建了无线电报务训练队。训练队采用急用先学、突击速成的办法，以收发报技术为主，兼顾学习军事政治。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一是收发报课，主要练习字码、阿拉伯数码的抄收与拍发；二是英语会话，要求熟记和正确使用通报勤务用语；三是机务课，学习无线电基础知识包括电台的使用和简单故障的排除；四是政治教育课，主要讲授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时事政治。在专业训练中，电训班提出的总的要求是：“准”“清”“快”。“准”就是指拍发和抄收电报要准确无误；“清”就是电报要发得清楚，抄收的也要清楚；“快”就是收发报要快、通报速度要快、处理电台勤务要快。没有教材，训练队就自编了《英文三十课》和《机务三十课》等教材，用教员讲、学员记的方法。缺乏训练器材，就利用几个振荡器、半边耳机来做示范教学。物质条件差，就在微弱的油灯、蜡烛下边摸索边总结。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一共办了9期，为全军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报务人员。皖南事变前，共培养报务员143名。

  无线电台将新四军的消息传遍战场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进驻泾县云岭后，成立了新四军无线电台通信总队，下辖4部工作电台、1部新闻台和机务室，其中，总台（又称一台），总台台长由曹丹辉兼任，报务主任郭隆辉，报务员先后有赖平、张吾道、秦焕臣等，主要联络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等；二台：队长罗兴英，属统战电台，主要联络国民党第三战区及下属有关部队；三台：队长温亮彰，报务员先后有吴茂达、廖希贤、李仕毅等，主要联络各支队；四台：队长袁德钧，报务员有王振芳、李仕毅等，属东南分局电台，主要联络延安党中央、长江局、上海和福建地下党，一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难以沟通（这部电台在皖南事变前撤销，合并到其他电台工作）；新闻台：设在政治部，属电总台建制，人员、器材都由电总台负责。主要抄收延安、重庆和国外的新闻。

  这4部工作电台中，一台（即总台）开设在夏里张家，使用功率15瓦（后改为50瓦），采用充电机供电；二台开设在东山，电台功率15瓦，手摇马达供电；三台开设在岗上李家，电台功率15瓦，手摇马达供电；四台开设在丁家山，电台功率15瓦，使用手摇马达供电；机务室负责全军无线电通信器材的筹措、修理、装配等工作，驻在小河口。新四军各支队编组方案上报中共中央获得批准后，各支队的通信兵也按此方案逐步组建。据当时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回忆：各台的报务员是经常流动的。军部的无线电报务训练队毕业的新报务员，一般都要到这四个台上来见习一段时间后才分配到各支队去工作。

  1939年底，新四军军部又成立了对敌通信情报工作的“三山办公室”。“三山办公室”成立后，迅速充实人员、器材，增强侦听破译力量。很快，收信机增加到10多部，工作人员增加到30多人，日伪顽的来往电报，基本上都能够破译出来。在著名的黄桥战役中，为支援苏北部队抵抗国民党韩德勤部的攻势，“三山办公室”通过艰苦努力，侦破了国民党军使用的密码，及时掌握了韩德勤所在部的作战命令、兵力部署等核心情报，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电台在短期内迅速重建并发展壮大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奋战7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电台台长曹丹辉和皖南军部参谋处的两位参谋机智勇敢地突出重围，辗转渡江北上，找到了新四军在淮南的一个根据地。

  到根据地后，曹丹辉把突围出来的几个电台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利用找到的一些收音机零件，夜以继日赶制了一部电台。然后用他突围时写在腿上和衬衣袖口缝的电台呼号，凭着强记在脑子里的密码，向上级发电报汇报了事变经过。电报发出的次日下午，他们便收到了一份回电，是江北指挥部转来的刘少奇和陈毅从苏北盐城新军部发来的慰勉电。电文迅速被传达给突围出来的同志。

  随后，曹丹辉来到在盐城新建的新四军军部，又担任起重组后的新四军总部通信科科长兼通信总队长的重任。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军首长要求各级指挥员把新四军通信联络建设作为新四军军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会后，统一了新四军的通信管理体制，扩充了通信手段，采取多种通信工具结合并用，并决定了进一步加强培训以及通信器材采购等问题。

  为适应作战要求，确保部队联络及其指挥顺利，在军首长的积极支持下，由曹丹辉具体组织，全军各级广泛开展了通信工作的研究活动。1941年5 月20日，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编印了供干部研究的《战时通信联络研究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了通信联络的重要性；规定了各级通信部门在平时、行军时，战中、战后的各项任务及实施通信联络的主要方法；罗列了通信员的训练教育，包括选择通信员的条件、通信员的职责等。

  1941年7月20日，国民党顽军大举进犯程道口地区。新四军一再交涉无果后，果断发起反击战役。新四军军部以4部电台对参战部队实施指挥。战役打响后，陈毅率1部电台和参谋人员在程道口组成前指，军部派钱刚担任电台队长，以1部电台担负军部原4部电台的联络任务。在指挥作战间隙，陈毅到电台点视察、查访，指示掌握作战进程，变换联络重点，将参战部队的电台置于一个无线电网内，实施重点指挥。随着战斗的发展，又将担任阻援任务部队电台置于另一个无线电网内，转移指挥重点，并组织越级电台网，保障指挥顺畅。

  程道口反顽战役胜利后，陈毅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对电台通信提出表扬：“这次战役，电台通信搞得好，电台人员少，联络部队对象多，工作繁忙，在严重敌情顾虑下，战役全过程没有延误一份电报。这次战役通信联络对保障作战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全军的共同努力下，新四军的无线通信迅速得以恢复并壮大，到1942年，新四军把电台配备到团一级作战单位，全军电台总数已达108部，报务人员达到335人。

  （作者徐涛 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