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科技发展的拓荒时期，针对当时抗战急需各类科技人才而人才又严重紧缺的实际，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工作，通过自主培养和大量吸收引进相结合，实行积极的优待政策，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军事的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坚持独立自主培养科技人才

  我们党向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延安时期，党中央立足自身条件，遵循科技人才成长规律，采取创办学校、组织研究团队以及开展科研活动等多种方式加强人才培养，特别是将院校教育作为科技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其中，延安自然科学院是我们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集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院校，毛泽东亲自题写校名，李富春、徐特立、李强等先后担任院长。学院在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培育“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技人才，积极克服物资匮乏和教师短缺等多重困境，努力完成教学计划，在延安办学近6年，共有500多名毕业生，培育了一大批“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延安时期的各类学校还坚持边学习边实践，常态组织学员进行野外考察和现地教学：自然科学院地质系组织学员进行陕北煤层地质勘探，生物系每年到野外考察及收集标本；中国医科大学安排教师和学员到其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群众医伤治病，有效实现了提高教学质量、实践操作、服务边区建设三者的有机统一。

  注重大量吸收引进各类“专门家”

  延安时期，为了快速有效解决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大批吸收知识分子”，中央军委作出吸收和对待专门家政策的指示。通过构建求贤若渴的人才吸引机制，对于来到延安的各类人才，给予工作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党的主要机关报刊《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等围绕引进科技人才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提出欢迎科技人才等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在社会上形成重视和欢迎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宣传和施行，大批科技人才纷纷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挠，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诗人何其芳记录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其中就有许多科技人才。被称为“延安第一位红色科学家”的高士其是著名细菌学家，在早期的一次科学实验中被细菌感染，身体已经残疾，但他却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要爬到延安去。”最终经过3个多月的艰辛跋涉到达延安。陈康白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工作的化学博士，受到青年时的老师徐特立的影响，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决定回国抗日救国，他带着大量的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从德国直奔革命圣地延安。据统计，截至1940年，先后来到延安的著名科学家有沈鸿、钱志道、赵一峰、屈伯传、徐驰、聂春荣、吴衡、武可久等上百人。

  充分信任并重用科技人才

  我们党高度重视科技人才的使用，要求党政机关对科技人才应有充分的信任，并根据其专门知识与技能，适当地分配其工作，给以必需的条件，努力创造各种机会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为了便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试验农场——延安光华农场，选调陈凌风等科技人员参与农场的筹建工作。在推进农畜牧的科学研究工作中，边区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派人突破敌人封锁线，引进了各类农作物和蔬菜种子，科技人员在边区推广种植了西红柿、葱头、球茎甘蓝以及葡萄和梨等，丰富了边区食品种类。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拨款70万元、银行贷款300万元，作为工业方面集资办厂的投资，有力地支持了各类研究工作，使科技人员能够充分自由发挥才能，在化工、造纸、榨油、铁工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党中央大胆提拔科技人才担任领导尤其是技术部门的领导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更好发挥作用。初到延安的陈康白被安排到中央财经委工作，兼任中央军委军工局技术处处长，后转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赵一峰、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6名科技人员被选举或被聘请为参议员，参与边区大政方针的商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施特别优待政策

  在陕甘宁边区物资短缺、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党中央在物质上给予各类科技人才特别优待，尽最大努力保障好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实施了一系列优待政策。1941年5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文化技术干部待遇问题的通知》，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三分之一；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颁布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根据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把专门人才分为甲、乙、丙3类，在生活待遇上，明确规定了各类技术人才的津贴、伙食、住宿、衣服、书报以及勤务员和马匹等具体保障。以甲类文化技术干部为例，每月可领到15元至30元的津贴，伙食以吃小厨房为原则，窑洞可一人独住，每年特制棉衣、单衣各1套，还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勤务人员和马匹等。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关于技术干部待遇问题的批答》附件中强调，对于技术人员，不仅要优待，而且要和边区以外的待遇一样或更高。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充分信任和各项政策保障下，科技人才的革命热情得到极大鼓舞。他们战胜了种种困难，排除了重重障碍，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业方面，有效提升农业技术进步，仅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就从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181.7万石；工业方面，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从无到有，到1944年底，边区已有80多家公营工厂，涉及纺织、造纸、兵工、制革、机器制造、炼铁、玻璃、制鞋及化工等行业，毛巾、肥皂、纸张、陶瓷等生活日用品已能够自给。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也奠定了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卫武斌 党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