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安，一座位于闽西和闽中大山带之间的山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7年半的时间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所在地。烽火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积极团结革命知识分子等各界爱国人士，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以笔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福建地处东南海疆，1937年10月，金门等地在日寇进攻下相继沦陷，1938年5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被迫内迁至永安。随着省会搬迁和厦门等沿海地区的失陷，一些行政机关、学校及文化团体陆续从沿海向永安及其附近山区内地疏散，不少专家学者和文化界爱国人士相继云集永安。沦陷区的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也陆续搬迁到距离永安只有200多公里的福建内地，永安成了中国东南战场一线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福建党的地方组织大力推动下，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一支规模宏大、来源广泛的抗战文化新军。

  这一时期在永安的卢懋榘、邵荃麟、杨潮（羊枣）等60余名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文化知识分子对抗战文化活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作用。除共产党人之外，抗战文化新军中，还有很多当时著名的作家、学者、艺术家、翻译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如董秋芳、赵家欣、萨一佛、程星龄、汪德耀等。永安的共产党员遵循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文化的方针，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发动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活动，促进了永安在新闻、出版、文学、戏剧、教育等方面事业的繁荣。当时的永安，涌现出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出版社近30家，印刷厂19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期刊129种和各类书籍700多种。

  1938年创办的进步刊物《老百姓》，由中共南平工委直接领导，是永安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最早的刊物。该刊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思想，深刻阐明“战则兴，降则亡”的道理，深入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竭力昭示中国抗战必胜的光明前景，颇受群众欢迎。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如改进出版社和东南出版社，都是由共产党员或受共产党影响的革命进步力量主导，成为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改进出版社创办的《改进》半月刊发刊词表示，要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负重前行精神办好刊物，并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爱国情怀积极呼吁广大文化界人士更加坚定地参与到抗战文化活动中来。巴金的《公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朱自清的《蒙自杂记》、臧克家的《最后的讽刺》等进步文化作品，都在《改进》半月刊发表。改进出版社的《现代文艺》，是在中共中央东南局支持下创刊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集中反映“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成为当时永安战斗性最强的文艺刊物，刊发了唐弢的杂文集《劳薪辑》、艾青的诗选《兵车》、冯牧的散文《写在记忆里的人们》等一大批进步作品。改进出版社还于1939年出版了《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两种期刊，都坚持宣传抗战立场、抗战主张，特别是《战时木刻》以木刻、连环画、漫画作品等多种方式积极动员全民抗战。1941年日机轰炸永安后，该刊物就以连环画的方式把上百幅揭露日军暴行的写生图画刊登出来，激发了广大民众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的决心。东南出版社不仅出版郭沫若的《先秦学说述林》、夏衍的《水乡吟》、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等进步文化作品，而且设立门市部，除销售本社刊物和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外，还从渝、桂、粤等外地购进大量进步书籍销售，传播进步思想。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引领，主要是通过地下党员秘密的、多渠道的活动，运用多种不同组织形式实现的。对以国民党名义组织创办的报纸，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党员到那里工作，努力使其具有战斗性和进步性。如《现代青年》月刊，在1939年由中共闽江工委党员卢懋榘接任主编后，紧密结合青年的特点，开辟“抗战与青年”“青年文艺”“青年修养”“青年信箱”等栏目，积极宣传青年肩负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着力引导广大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由于《现代青年》能够及时反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战场消息，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战斗作用，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一把有力的火炬，“照耀着青年”。1940年后，《现代青年》发行量达1万份，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一支劲旅。

  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是当时永安“地下党员最多的单位”。被同学称为“老大哥”的学生党员陈宗谷通过学校“学生自治会”机构，发起成立文艺研究组、时事研究组、歌剧研究组等，运用多种形式开展进步思想和抗战文化的宣传。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很多人尽管不是中共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一定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当时活跃在永安抗战文化剧坛上的陈启肃就是这样一位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受领任务，以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作品为宣传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社会各界的抗战力量空前地团结起来，抗战文化活动更加活跃。例如，董秋芳在担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图书馆馆长时，凡是能够购买到的抗日进步书刊，包括当时被国民党当局定性为“禁书”“禁报”的书刊，能购尽购、应有尽有，公开或暗中借给进步青年阅读和宣传。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的一些官员抗战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对抗战文化活动给予了“默许性”支持，一些普通公职人员也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引领成效斐然，永安一度被誉为“国统区三大抗战文化中心”“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如今踏上永安这片热土，随处可见当年抗战文化活动的遗址遗迹，那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标语文字依然清晰，其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