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勇（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又到9月18日，93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此后，文艺界以音乐、文学、影视等各种文艺形式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中国人民抗战，大量以“九一八”为题材的抗战文艺作品至今流传不衰。我们在这个重要日子，重温抗战文艺作品，就是回望那段悲壮的历史。跨越时空，这些文艺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记录与见证，而且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7年上映的电影《松花江上》。资料图片

  1935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资料图片

  1939年，端木蕻良发表史诗性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资料图片

  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首版于1935年。资料图片

  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首次出版。资料图片

  歌声如战鼓：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每年“九一八”前后，这首悲怨壮烈的《松花江上》总会在多地唱响，把人们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量东北军民被迫踏上流亡之路。词曲作家张寒晖在西安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流亡军民对国土丧失的悲痛，他决定用音乐抚慰和唤醒民众。1936年，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地区走访，与东北军官兵和家属攀谈，一边宣传抗日方针，一边倾听东北同胞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深刻体会到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怀念，对重返故土的渴望。基于大量见闻，张寒晖创作出歌词，从富饶的家乡沦陷，到背井离乡流浪，再到高呼何时回故乡，分三个层次把要表达的情感推向高潮。曲子方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独特的地方戏——河北定县秧歌中的“大悲调”以及河北梆子。“哭坟大悲调”如泣如诉的曲调正适合表达东北军民国破家散人亡的悲苦处境，听来让人悲愤难抑、肝肠寸断；而河北梆子的节奏又为这首歌增添了慷慨激昂的反抗和控诉情绪。加之这首歌在内容上“怀故、漂流、呼唤”的完整连贯，让其既有丰富的情感投射，又有严密的情节叙事，勾起人们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艺术共情效果非常突出。

  歌曲创作完成后，张寒晖先在自己任教的西安二中教学生唱，然后带着学生走出校园，到西安街头、东北军驻地演唱，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此后，广大军民争相传唱，《松花江上》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共鸣。周恩来评价这首歌“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关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曾指出“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事实上，《松花江上》不仅是一首如泣如诉的哀歌，也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战歌。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抗日周年纪念活动，十几万群众分乘木船，举着火把会聚在长江之上。大家共同唱响《松花江上》，歌声掀起巨大声浪，汇成血泪凝聚的感情交响，激励着万千中华儿女投身抗日斗争洪流，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更加坚定了人民团结一心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决心。

  除了《松花江上》，与其并称“流亡三部曲”的《流亡曲》《复仇曲》，既展现了东北军民的无望和无助，又喊出了“走上战场誓死抵抗”的战斗宣言。此外，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里，《东北抗联歌曲集》《东北抗战歌谣集》两本书收录了抗联、抗战歌曲700多首，很多歌在当时吹响了东北军民乃至全国人民抗战杀敌的号角，如同擂响震天的战鼓。如今，抗战经典歌曲代代传承，既是警钟，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又是壮歌，激励我们勇毅前行。

  “笔部队”：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翼

  民族的命运深刻影响文艺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抗战文学渐成创作主流。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明确强调“在文学的领域内，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创作中“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于是，着重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率先举起了抗战文学的旗帜，形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笔部队”。

  以萧红、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饱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激愤，满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国家人民的殷切希望，用一部部作品揭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奏响了全民族抗日斗争的序曲。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作家李辉英较早以笔为戈开展战斗。他在上海听到家乡沦陷的消息，悲恸万分。1932年1月，李辉英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了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不久之后，他又迅速创作出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万宝山》，以惊人的创作力进行斗争。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一书中作家自述道：“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熟视无睹……作为生养在东北大地上的一份子，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打击敌人的具体行动。执干戈以卫社稷，属于兵哲人的职责。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要。”

  此后，东北作家群相继贡献了一批抗战文学力作。其中，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等影响较大。抗战中，“笔部队”不是简单的抗战宣传队。抗战的旗帜，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使作家群体有了统一的精神向度，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的需要就是他们前行的目标。此时的“笔部队”是抗战文艺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翼。以萧红的《生死场》为例，书中既真实记录了侵略者的暴行，又着重讲述了村民的反抗故事：“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当这股强劲的东北风刮遍中国大地时，人们从那些血泪画面中感受到强烈的国耻家恨，激发出反帝抗日的爱国热情。时至今日，抗战文学汇成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我们。

  银幕呐喊：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投影

  抗战电影因其还原历史场景、展现历史事件、刻画历史人物，铭记历史教训、弘扬民族精神等重要功能，而被称为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投影。作为抗战起点，九一八事变向来是众多抗战题材电影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早期的抗战电影主要发挥着呐喊动员、唤醒民众的功能，那么后来涌现的相关作品则穿越历史硝烟，体现出文艺界对历史的回望与思考。

  早期国产抗战电影多是呼吁抗日救国的作品。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上海联华公司即出品了一部名为《天明》的默片，讲述家乡在战火延烧下一对表兄妹的离合命运。1933年、1934年，孙瑜相继导演了《小玩意》和《大路》，两部影片均涉及战争中的惨烈景象，直接展现了当时的抗日恶劣局势。此时的抗战电影通过银幕广泛呐喊，成为抗战初期有效且尖锐的宣传武器。1935年，由著名电影艺术家田汉、夏衍、许幸之编剧导演的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影片通过两位年轻人在时代风云中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直接回应了九一八事变后的青年命运，及时将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成长投射到大银幕上，对民众抗日情绪的激发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影片的上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广泛传播，成为时代战歌，并在多年后众望所归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抗战电影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47年上映的《松花江上》同名电影。电影讲述了东北松花江畔，一青年与一车店店家孙女相爱。不久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北，店家孙女的父母亲均被日本人杀害。青年被抓走时，半途遇到义勇军偷袭日寇，青年趁乱逃回车店，碰见好色的日寇伍长正欲玷污店家孙女，将其打死后逃离。两人在逃亡中经历了在煤矿当苦工、日寇镇压等，最终毅然参加了义勇军，抗击日寇。这部影片既展现了战争前东北乡村的四季景象，又通过镜头切换，直观呈现了帝国主义侵略下人民的苦难场景。通过对比，激发观众对山河破碎的切肤之痛以及对侵略者的憎恨，让观众真真切切听到历史的回声。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坚持以不同的文艺形式回望“九一八”，最突出的是，相关影视剧大量涌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的《中华女儿》《赵一曼》，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继涌现的《八女投江》《步入辉煌》《国歌》《铁血江桥》《大劫难》《抵抗！抵抗！》《二十二》，这些影片以今人视角回望“九一八”，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在让人们铭记历史。除了电影，随着电视剧“飞入寻常百姓家”，抗战题材电视剧引发观剧热潮。近些年来，《中国地》《枪火》《东北抗日联军》《决战江桥》等均对“九一八”那段历史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呈现。

  抗战影视从来都不只关乎艺术，它是历史的回声，也是现实的投影。我们如何看待历史、认识历史，都会在文艺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上文所举作品，无不体现着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历史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勿忘国耻、奋发图强，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但是，也有抗日神剧等部分影视剧暴露出错误史观。这要求我们，以严肃的态度正视历史，以严谨的作风开展抗战题材文艺创作。唯有如此，抗战题材文艺作品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回望历史、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功能。今天，我们透过文艺作品回望“九一八”，也是希望告诉大家，要时刻铭记历史，以史为鉴、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