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之女常小梅： 书写“微观史”真正理解了父亲张楠

2022-12-12 15:35 来源： 扬子晚报

    回到母校夫子庙小学常志强老人就像个孩子

    常志强读女儿写的书

    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用最后一点力气给哭叫的儿子喂奶，在寒冷的冬日里，两人很快冻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无助地哭喊。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雕塑广场上，有一组由吴为山创作的震撼人心的雕塑《最后一滴奶》，那个哭泣的男孩，就是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为原型创造的。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前夕，因常志强身体抱恙，常小梅代父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活动，接受了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的专访。

    记录幸存者的日常，形成宝贵“微观史”

    2019年，常小梅将父亲的“微观史”整理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出版，目前已出版发行中英日3种文本，通过常志强在家庭生活中平凡且生动的小故事，向读者展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日常和精神生活史，真情实感读来令人心痛不已，又充满温情与通达。

    常小梅退休前在南京东方无线电厂设计所工作，热爱文学。2014年，向日本民众还原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多年的松冈环女士来南京，她陪父亲去了虹桥饭店。“记者都过来了，父亲抓住我的手说，‘你不要走啊。’那眼神是我所未见过的。父亲历来特立独行，内心很强大。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这触动常小梅想要撰写一本关于反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活的书籍。以此来反映战争和杀戮给幸存者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记录他们在经历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战争后，是如何坚强而艰难地活下来的。

    常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微观史研究，就是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相关群体、区域的叙事性书写，充实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形成包括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国家记忆的多层次的历史记忆。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这般碎片化、经常性、及时性的记录与收集，有利于构成更加完整的受害者家庭史，丰富了以受害者个人为主体的历史解释。

    成为战争孤儿，父亲把伤痛包裹心底

    常小梅告诉记者，很多口述内容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的。除了记录生活，还要查阅资料、求证专家。“夜深人静，看各种资料，常常泪流满面。心里那种压抑和难受，很难用文字来形容。写我父亲的时候，才能深切体会张纯如当时写《南京大屠杀》的感受。”

    战争前，常小梅的祖父在南京白鹭洲开了一家杂货店养活一家老小。父亲9岁那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成了一座血洗之城，“父亲小弟弟吓得拼命哭，祖母就给他吃奶，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一刀戳向我祖母的胸口，对着摔倒在地的小弟弟也是一刺刀。祖母临死前给小儿子吃了最后一口奶，吸出来的全是血泡泡。”常小梅表示，“印象中父亲很严肃，很少有笑脸。”

    10岁的常志强和12岁的姐姐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常小梅说，孤独和坚强意志陪伴父亲成长，刚开始父亲每晚都会在被子里痛哭。为了活下去，被迫到日本人开办的被服工厂打工，半夜三更才能回来；去紫金山捡松果、挖野菜，去南京郊县贩米来卖。“也因为有许多善良人的点滴相助，父亲才有了生存空间。”

    在亲人的帮助下，1947年，父亲入职当时处于筹备阶段的中央化工厂。“‘志强’并不是父亲的本名，取坚强且有志气之意。”父亲工作很认真，撰写的工业设备技改方面的文章受到重视。他还建立了家庭，有了四个娃。但常志强的童年经历是家里的禁忌。“我们家从来不过清明节，父亲把那段深入骨髓的伤痛深深地包裹在心底。”

    死里逃生的姐姐，被细菌战夺去花季生命

    最近，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征集到荣第1644部队照片共60余张，填补了史料空白，并与1998年在南京发现的细菌试验受害者头颅等证物相互印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细菌战研究。”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者孟国祥介绍，在南京的荣第1644部队和731部队同样臭名昭著，但由于这些细菌试验都是极隐秘的，后期日军又将相关资料销毁，因此荣第1644部队的实物资料极少，照片就更为少见了。

    常小梅说，1943年至1944年，南京城很多人得了流行性瘟疫，当时日军在南京明故宫一代进行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的实验。

    父亲回忆说，当时和姐姐有时会去明故宫附近割草，碰到日军飞机洒落的水雾，黏黏的水落在姐姐的身上和脸上，回家后她七天七夜高烧不退，粒米不沾，直至去世。去世后浑身出现红色斑点，医生诊断为斑疹伤寒。从日军刺刀下死里逃生的她，没能逃脱日军细菌战的魔爪，18岁便被夺去了生命。“姐姐对父亲特别好，父亲一提起姐姐就伤心不已。”

    去夫子庙寻找幸福童年，慢慢开始理解父亲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常小梅说，父亲很想去看看，最后却放弃了。直到1997年，父亲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他愤怒了，“我活着就是见证。”第二天，他就把写好的材料送到纪念馆，打开紧紧包裹了几十年的记忆。“亲人的名字就镌刻在纪念馆的那面‘哭墙’上。老年的父亲以纪念馆为精神之家，他的精神生活就以此为中心。”常小梅说，“反复讲述那段血淋淋的历史，每一次父亲都很难受，他常常为此茶饭不思。”

    2006年，常志强应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的邀请，参与拍摄纪录片《南京》。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涉及14位幸存者，常志强就是其中一位。2017年，南京夫子庙小学为常志强颁发校外辅导员聘书。“回到母校，他想起了许多幸福的场景，激动得像个孩子，我开始慢慢理解父亲了。”

    老伴去世以后，94岁的常志强目前行动不便，精神时好时坏。常小梅告诉记者，父亲的记忆出现断层，但纪念馆和夫子庙这两个地方，念念不忘。“他会一个人跑到夫子庙，有时候提醒他，出门不要离家太远，他会说，我不会走远的，纪念馆有事会提前通知，不会耽误事情的。”

    父亲闲暇爱画画、折纸、唱京剧，常小梅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父亲的生活点滴。“我有义务去传承这一段历史”，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之一，常小梅陪同父亲参加相关活动。常小梅告诉记者，“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墨，唤起更多人去了解那段历史，不因时间久远而被遗忘，激起更多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牢记祖国曾经遭受的耻辱与困难，担负起建设祖国强大繁荣、不再任人欺辱的重任。”（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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