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首次系统公布 专家指填补了战后审判领域空白
2020-09-03 15:02 来源： 中国新闻网
武汉行营军事法庭对吉原喜助杀人案的询问记录。民盟上海市委会供图
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当天，百卷《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在上海正式发布，已封存70多年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得以“重见天日”。
这也是中国战后审判文献第一次被系统公布。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一次常会记录。民盟上海市委会供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除了中、美、英、苏等十一国在东京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就是俗称的“东京审判”，中、美、荷、澳、英、法、苏、菲还单独在亚太各地设立了五十三个法庭，审判日本普通战犯。其中国民政府分别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武汉、台北和广州10个城市成立军事法庭。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摘要。民盟上海市委会供图
1945年冬成立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战犯名单的拟定、战犯逮捕法令的颁布、执法审判的审核及其他事务。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存续期间，在审理大量案件、处理繁琐的公务事项时，产生并积存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文件。
该套书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民盟盟员程兆奇教授近日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这些珍贵档案被整理出版的始末，以及七十多年前那一场场的正义审判。
日本重要战犯罪行表。民盟上海市委会供图
“这套书是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的成果。全书彩色影印了约5万页的原始档案，主要涵盖了法规类文件、事务类文件、战犯名册类、战犯罪行类材料等，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布。”程兆奇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将搜集、整理、出版战后审判文献作为奠定战后审判研究基础的最重要工作。其中，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文献是搜集的一个重点。中心成员先后去台湾“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复回了部分档案，但由跨部会共建的战犯处理委员会的关键档案很久没有找到。确认这批档案在二史馆已在多年之后。经过努力，这批档案终于列入了可以公开出版的规划。自2016年以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二史馆分工合作，扫描原件、剔除混入的无关文件、重新编排、编制索引和附录，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正篇100卷(近五万页)、索引附录2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谈及该套书出版意义，程兆奇总结为三点：一是审判日本政军财界领袖的东京审判虽有中国代表参加，但大量在中国“双手沾满鲜血”、违反战争法规的罪犯是在本土由我们自己审判的，从惩罚直接犯罪者的角度说，这是和我们相关性更高的审判，因此这一文献的出版十分必要；二是与以往出版的战后审判文献都早已由美、日等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不同，这批文献是七十余年来第一次公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见天日”，填补了战后审判领域的空白；三是与以往已公开的局部相关档案不同，此次出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是审判专门机构的档案，比之前的分散档案更为全面和完整。
这些档案如此重要，但之所以迟至今天才公开出版，程兆奇坦言“这有认识上的顾虑，比如许多日本被告不认罪，一度认为这样公开对我们‘不利’”。
1945年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所制华南日军情报点图示。民盟上海市委会供图
程兆奇分析，不认罪本是常态，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有个“罪行认否”环节，留下了录影，从甲级战犯荒木贞夫开始，所有被告都说自己“无罪”。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新中国的审判，被告经过改造，对被判有罪全部心悦诚服，即使回到日本，仍深悔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至死都忏悔不已。
此外，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档案馆对何时公布哪些档案有自己的规定和惯性。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看来，第一次系统公布抗战胜利后中国对日本战犯进行法律审判的原始档案，以真实确凿的历史档案再一次阐明中国在二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巨大贡献，是对日本右翼否定战后审判种种谬论的有力回击。这批内容系统而详尽的档案，编成数据库及出版物，对社会及学界开放利用、弥补资料空缺、推进史学研究等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
战后中国对日审判，是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暴行总结和盖棺论定的国际审判的有效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战后秩序特别是战后东亚秩序的重要基石。
程兆奇强调，东京审判与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就狭义的审判本身说，它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为法学、史学、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东京审判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审判本身。东京审判审理的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到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和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殷志敏 许婧)
[编辑: 徐红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