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海南期间，以海南黎族生活画印刷的明信片。记者 武威 摄
日军占领海南期间，发行并寄出的明信片（背面）。记者 武威 摄
海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傅人意）明信片本是传递问候祝福的载体但它又无意间扮演了记录者的角色，风光明信片、纪念明信片、手绘明信片……不同时代的明信片总是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历史的印记，或勾勒了那个阶段的社会风貌，或展示了地方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感。本期《海南周刊》为您展示不同时期的海南明信片，讲述明信片背后的故事。
一张泛黄的明信片，裹着心事，伴着暮鼓晨钟，踏着向晚的青石街道，或跋山涉水，或漂洋过海，风尘仆仆地来到你的面前。一段往事，几句寄语，数行短诗，诚诚恳恳，让写信者与收件人重逢，让旧事与心事再见。
传情达意、遥寄心情，本是明信片最初的功能。但是，一些印有时代烙印的明信片，却像一个个老古董，走进历史这个半开的橱柜，让后人铭记，挥之不去。
在海口市博物馆的橱柜里，就静静地躺着三十余张日军侵琼时期、带着海南印记的旧明信片。日军随军画家勾勒出的海南风貌或随军摄影师镜头下的海南一隅，无不见证着那段血雨腥风、不容忘记的历史。
日军铁蹄遍布琼岛
或许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没有一丝风。椰树掩映下，不远处江面上的小船点点，波澜不惊，海口标志性建筑钟楼，正在守望着这座城市。然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面日本军旗已赫然插在低矮的楼房上。这是日本随军画家武藤夜舟手绘的彩色明信片《海口所见》。
另一张由古城江观氏画的《海南岛零族一家》，蓝天白云下，低矮的茅草屋内，挽着发髻的女主人似乎在准备当天的午饭，屋外，篝火通红，男主人揽着孩童，狗儿蹲坐着摇着尾巴……而屋后高高矗立的日本国旗，透露出日军的铁蹄已践踏黎峒。
在一张名为《文昌公园》的明信片上，身着黄色军装的日军在亭子里休憩。
实是一片血雨腥风，画面上却是一片风和日丽之景象。
椰树、钟楼、渡口、集市、黎族茅草屋等具有海南鲜明特色的元素构成的明信片上的风景；军事便邮、检阅济，以及表达思乡，抑或介绍海南风貌的日文，让人不难推测明信片为日本军邮；日军军旗插在海口、文昌、三亚等地，也透露出日军的刺刀已不断挥向琼岛。
时间的指针拨向1939年2月10日凌晨3时，日军在海口市秀英天尾港开始登陆。半天之内，海口市区、府城相继沦陷。
随后，日军以海口、三亚、崖城为据点，分别向南、向东、向北，向东南沿海及内陆地区进攻，形成南北夹击包抄之势，在短时间内鲸吞整个琼岛，开始对海南岛长达6年多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据海口市博物馆馆长陈鸿飞介绍，类似这样的明信片，馆藏共有36张，多为不同的民间收藏爱好者捐赠。从画面及信件内容不难推测，这些明信片均出自1939-1945年日本侵琼时期，是日军侵琼的铁证。
海南收藏爱好者王彦程曾为部分馆藏明信片的主人。王彦程说，这些明信片收藏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有的是从日本回流的，有的是他闲逛海口收藏市场或省外古玩城时收回来的，有的为朋友赠送。部分日军军邮明信片还曾在2012年海口市博物馆举办的日军侵琼文物史展上展出，反响热烈。
日军占领海南期间，以文昌公园照片印刷的明信片。记者 武威 摄
用风光粉饰战争
红色的“检阅济”、密密麻麻的日文，这些馆藏的明信片，不少已有邮寄过的痕迹。
明信片《海口所见》，淡蓝色的日文字迹显示：寄件人是南支派遣八三零部队一位军人，收件人为住在日本福冈一位名为吉川敏雄的人。信件大意是：“吉川兄，多保重吧！我现在很好，正在参加某某战争，向你致敬！”
又如另一张明信片则由寄件者向收件人介绍海南的风土：“华南水稻种植可收两季，而日本只收一季。”值得注意的是，明信片上均印有“日军便邮”的字样。
海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兴吉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战期间，各国都有发行类似的军邮明信片，有的为收费军邮，有的则由军方统一支付邮资，在军中免费发行。明信片上内容主要是当地风景宣传，由军人将侵占地的风景寄回去，提高士气，与家人沟通，为支持战争的军方行为。
张兴吉留意到，上述《海口所见》明信片中所出现的“某某部队”是用两个圆圈来表示，落款处的“南支”事实上是华南派遣军 ，是当时日军一个大战役范围的部队。之所以模糊部队名称，是因为当时日方军邮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和保密制，因此，写明信片者主要是向对方报平安，并介绍一下风土人情，但是内容又不能太具体。
记者翻看这些明信片发现，其中不乏体现当时海南一片风和日丽之景象：古城江观氏画下的《海南岛市场》，几位头顶草帽的岛民围坐在一起，鸡、鸭在箩筐里待卖；同样，一张名为《海口市场》的黑白摄影作品也有着同样的集市祥和之景。
日军此举是出于何种目的？张兴吉表示，一方面，日军侵琼后，为实现其领土野心，对海南岛进行移民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将这些美丽风光展示给收件的日本人，意图吸引更多的日本移民来琼。另一方面，选取一些“和平”之景作为明信片内容，不难看出日军当时有粉饰战争之嫌。
海南文化事业被控制
在这些明信片中，武藤夜舟、胜山佑芳、古城江观氏等名字作为明信片的作者频频出现。记者在网络上检索这些名字时发现，全国各地日据时期的明信片、画报等都有出现。
据张兴吉介绍，当时日本战争总动员的战略和其他国家战争动员不同，日本要求各个阶层都为战争服务、受军方雇佣，包括小说家、作家、画家、摄影家等。因此，此类明信片中摄影者和画家应为日本名家，日军希望借名人效应来宣传战争。
张兴吉介绍，比如，武藤夜舟师从近代日本著名画家百福百穗，从画风来看，是由中国画衍生出来的东洋画，水墨成了水彩，沿袭了浮世绘中特别讲究的线条感，均用毛笔作画。战争中，武藤夜舟还为《满洲事变绘卷》的画作记录“九·一八”事变，也是日本侵华历史的宝贵史料和实物佐证。
而古城江观笔下的《海南岛零族一家》，事实上与《苏州城外》《扬州五柳桥》等七张明信片为同一时期所做，作为名家专辑明信片发行。
如果说借用明信片名家效应来宣传战争透露出日军的野心，那么这些日本军邮明信片中所印制的出版方也可一窥当时海南文化事业现状。
在这张名为《新天地海南岛》的黑白影相明信片背面，印着昭和十五年六月廿七（即1940年6月27日）发行，发行所为海口市振东街海南印刷公司，代表者池上清德，摄影胜山佑芳。
“代表者为日本人，尽管印刷公司仍有‘海南’二字，实则当时的文化印刷事业已被日方控制，开海南图书辑印之先河的海南书局，在这一时期早已被迫关门停业。”张兴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