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籍慰安妇洪爱珍写给童增的感谢信原件。童增供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 姚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教师童增写了《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掀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浪潮。经媒体发表后，许多人给童增写信，讲述他们或亲人的受害经历。短短几年内，童增就收到了近万封来信。如今，这些信件的内容，已上传至美籍华人建立的非营利性网站“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铁证。其中一封尘封了20多年的韩籍“慰安妇”洪爱珍写给童增的信件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洪爱珍在信中称童增为“大恩人”，信中写到“今年十月上旬，你从北京城派人到武汉，到我家里看望我这个漂流了近五十年的一个韩国受害者，顿时我的泪如雨点，好像是在做梦之中，好多天我都是半信半疑的过日子，十一月十四日终于在北京会见了你，当时我有好多好多的话但说不出来，那是感情的激动。我想陈老为我们和你们一样为了向日索赔尽了大力，自己用自己的钱为我们办事。”
洪爱珍1928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被日军强征到中国充当慰安妇，在中国武汉的慰安所里一度怀孕，孕娠三个月时被迫流产，手术时，她的子宫被一并摘除，从此绝经。
为何一位韩籍慰安妇洪爱珍会写信感谢童增？这里必须提到一位陈忠义老人，他的父亲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死于大轰炸，妹妹被日军抓走，他到北京找到童增后提到武汉有一群韩籍慰安妇。童增委托陈忠义并资助洪爱珍、何君子、洪江林作为26名韩籍慰安妇代表到北京，并亲自带她们到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洪爱珍等三位老人从韩国使馆出来后，晚上为了表示感谢，他们执意请童增等三位中国人吃饭。在东单附近找到一个朝鲜餐厅，何君子用韩语与餐厅服务员交流后，何君子亲自到餐厅厨房，用韩国泡菜和鱼做了一个菜，以表示对童增等人的感谢。吃饭期间，三位老人还高兴地跳起韩国舞蹈，也赢得了邻桌吃饭的其他顾客的掌声！
买火车票的过程也很曲折，当时在北京站排队买车票的人很多，担心买不到票，童增灵机一动拿着一张纸，用钢笔描出几个大字“求购：北京—汉口”，站在退票口，童增仿佛能感觉到前来退票的人，不一会买到两张硬卧，另一位前来退票的小伙子看到童增迎面举起的求票纸张，从兜里掏出两张软卧，正好与两张硬卧同一车次，问童增要不要，虽然软卧价格贵很多，童增还是一咬牙买了。次日童增亲自送三位老人回汉口，将三位韩籍老人和陈忠义老人送上火车。
童增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去年，他也因为索赔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慰安妇”问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提起。他当年在写万言书的时候，尚未在资料中见过有关“慰安妇”的表述。曾经参与东京审判的一位美国检察官1994年也曾对童增说过，东京审判有两个遗憾的地方，一个是“慰安妇”，一个是“细菌武器”，当时没有作为日军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直到1991年，韩国的8名“慰安妇”勇敢地站了出来，起诉日本政府。随后，其他亚洲国家的官方或民间组织陆续走上了起诉的道路。寻找中国的“慰安妇”也成为童增当时的工作内容之一。
这些韩籍“慰安妇”是怎样留在中国的呢？童增介绍说：“她们是在二战时被日军强征到中国来做‘慰安妇’的，被日军动过子宫切除、摘除卵巢等手术，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而成为日军的性奴。战争结束后，她们自觉无颜面返回家乡，默默地留在中国。当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她们就改称自己为朝鲜籍。”
后来，洪爱珍等3位韩籍“慰安妇”回国后，继续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进行索赔，在中韩两国民间力量的帮助下，还有其他更多的韩籍慰安妇相继回到韩国探亲，有的老人甚至回到韩国安度晚年。对于20多年前童增帮助在华韩籍“慰安妇”返乡的善举，韩国的“慰安妇”研究会和一些党派机构联系到童增，向他表示了敬重和感谢。
童增也表示：“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他说：“日韩间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一个突破。作为中国的团体、个人或者是政府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契机下加大力度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进行谢罪、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