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0月12日电 抗战时期，不少外国记者满怀对正义和真理的渴求赶赴战火纷飞的中国，亲历、记录中国人民艰苦奋战的峥嵘岁月。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也成为他们永远的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向世界传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王永娟
“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烛。”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用一生诠释了这一箴言。作为一名进步记者和作家，斯特朗一生都在追求革命，苏联、中国、墨西哥、西班牙、危地马拉……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斯特朗共访问中国6次，并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时间，因为“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正值大革命时期。两年后，大革命受到残酷镇压，斯特朗又一次赶到中国，满怀悲愤地写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向全世界报道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叛变和镇压。
1937年底，斯特朗决定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1938年1月，经过艰难的旅行之后，斯特朗到达了山西五台山一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村落，这里驻扎着八路军总部。她在八路军总部住了10天，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向全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斯特朗第五次访华。这时，她已是61岁的老人。她此行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她遍访了各个解放区，并在延安住了几个月。她和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
因为这次访问，斯特朗还获得了“纸老虎女士”的绰号，一切皆因当年8月，毛主席和斯特朗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由斯特朗迅速向世界传播了这一名言。
9月11日，斯特朗离开延安到华北、东北进行采访。她每天都向美国发去新闻电讯稿，在几十家美国报刊发表。
1947年初，斯特朗乘美国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延安。1958年，经历几番周折，冲破重重阻力，斯特朗终于在73岁时第六次访华。当时她患有帕格特后遗症，只得借助拐杖行走。这一次，她留在了中国。在此后的12年中，斯特朗恢复了健康，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达海南岛和西藏，创作了《中国为粮食而战》《西藏见闻》《西藏农奴站起来》等书，并满怀激情地编写了《中国通讯》69篇。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她的一生，1/3在美国，1/3在苏联，1/3在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中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斯特朗的墓碑上铭刻着：“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
哈里森·福尔曼
【哈里森·福尔曼】
相信人民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何佳玺
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著作《西行漫记》早已被人们所熟知，但被誉为其姐妹篇的《北行漫记》（原名《红色中国报道》）及其作者哈里森·福尔曼，知道的人并不多。
1930年，福尔曼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来到中国，那时他已决心投身于新闻事业。受斯诺的影响，福尔曼对“红星高照”的根据地极为向往。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第一次抵达陕北苏区，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他赞赏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满怀崇敬之情。
1940年，福尔曼作为《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再次来到中国。1944年5月，福尔曼跟随中外记者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边区采访期间，福尔曼冒险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在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战斗。在随军采访中，福尔曼还主动拿起武器，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
从1944年5月31日进入边区，到同年10月下旬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在这5个月中，福尔曼撰写了《北行漫记》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事迹写成故事。福尔曼将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通过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用笔、相机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及深刻的政治变革。1944年至1945年之交，《北行漫记》一书出版。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北行漫记》打破了长达数年的“装甲封锁”，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了世界。
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八路军及新四军合起来约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不过共产党军队却和45.9%的在华日军作战。在战争的7年中，共产党打了9.2万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在同一时期， 共产党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名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北行漫记》一书也处处传递着“人民群众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样一种信念。那些“大娘给八路军送水”“村民自发组成队伍，将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的照片展示了兵民携手、互相信任、相互支持的军民鱼水深情。
1944年8月到10月，福尔曼采访了晋绥边区，记录下了那时中国军队和人民共同抗战的历程。他将这些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我们在画册中看到了民兵如何自制地雷的照片，见到了身形佝偻却还背刀扛枪的大爷脸上灿烂的微笑，当然还有福尔曼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合影，以及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点滴。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将《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传唱国外
王永娟
作为一个从小就生活在中国的无国籍犹太裔，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中国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1931年，16岁的爱泼斯坦初中毕业，在《京津泰晤士报》 开始了记者生涯。在阅读《远东战线》时，爱泼斯坦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深深打动。在对斯诺的不断拜访中，爱泼斯坦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新鲜见闻，看到了《西行漫记》的手稿，由此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天津失守后，爱泼斯坦的家人打算移居美国。然而，经过一番思量后，爱泼斯坦决定：“我要留在中国，看看日本是怎么战败的。”
1937年到1938年间，身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役。爱泼斯坦写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胜利。”
1939年，爱泼斯坦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来到延安。多年后，每当他回忆起去延安的经历总是满怀深情地说 ：“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访问之后，爱泼斯坦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尚未结束的革命》。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
延安之行让爱泼斯坦和《黄河大合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成为将《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传唱国外的第一人。他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强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强的精神。他特意向延安有关部门要了一套《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从此一直珍藏着。这一年，经爱泼斯坦帮助改写，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1951年，爱泼斯坦夫妇收到邀请，希望他们能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们欣然接受邀请，经过49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天津港。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就在病逝前一年，他完成了20万字的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罗曼·卡尔曼
【罗曼·卡尔曼】
抗战纪录片
再现烽火燃烧的中国
陈晓琪
罗曼·卡尔曼是当时苏联杰出的时事纪录片制作人，足迹遍及世界各大热点地区，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也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
卡尔曼镜头里毛泽东在窑洞中的形象，被广为流传。为了拍摄效果，卡尔曼曾一遍又一遍地让领导人们从窑洞中走出来；在毛泽东的窑洞内，边聊天边用毛笔进行书写的毛泽东一度“笑场”。当然，这个笑场的画面最终没有被编入卡尔曼的成片中，却体现了不一样的“影像的真实的力量”。在一段影片中，八路军战士们搬出了从日军处缴获的枪械武器，并带着日军的俘虏对他们进行宣讲，俘虏们的脸上没有恐惧。在片中，卡尔曼刻意给了一个镜头，俘虏们兴高采烈地接过一支烟，笑眯眯地“享受”着。
1937年，卡尔曼奔赴抗日烽火燃烧的中国。日本的入侵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卡尔曼要向世界证明中国正在抵抗。卡尔曼长途跋涉来到八路军所在地，向苏联人民介绍这支人民军队的组成、建制和高昂的革命热情。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间，卡尔曼再次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投身到中国战争前线。他从兰州驾驶汽车，跑遍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辗转到四川与陕北。他手持摄像机出现在前线的各个角落，拍摄了日寇的疯狂轰炸，也拍下了中国士兵英勇抗击的情景和中国妇女的不平凡事迹。
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坚持拍摄了战时武汉的景象，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接着，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以及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
1939年5月，卡尔曼到达延安，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影片素材。在离开延安前的一天，卡尔曼特意到杨家岭拍摄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情况。他不仅记录了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等工作情形，以及工作之余的散步、休息情形，还拍摄了毛泽东与农民交谈以及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检阅队伍的情形。这些珍贵的电影文献资料，其中很多场景广为流传。卡尔曼还得到毛泽东用毛笔为他书写的《七律·长征》诗词。他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我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这是人民领袖亲手书写的一首关于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词，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从中国带回国的最珍贵的礼物。”
在延安短短20天里，卡尔曼拍摄了延安的方方面面。他十分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
回国后，卡尔曼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还根据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扉页上注明：“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
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
唯一全程报道
西安事变真相的西方记者
王佳妮
詹姆斯·贝特兰，曾采访过多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他曾非常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
抗日战争初期，贝特兰接受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毛泽东曾多次接见他，并就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随后，贝特兰前往晋南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并冒着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分队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
贝特兰最初是在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6年11月，贝特兰来到中国。西安事变发生时，贝特兰还在北平。12月12日夜，他从燕京大学的一个同学带回来的印刷品里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通过斯诺的帮助，他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一直到1937年2月8日，他呆在西安44天，他是唯一一位深入事变现场、报道危机直至终场的西方记者。返回北平后，利用在西安搜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于1937年迅速完成并在英国出版了反映西安事变的著作——《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客观公正地揭示了这次事变的真实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本书也是唯一一本外国人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
七七事变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北平采访，并以观察家的独到眼光指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西北。”随后，他独自去延安采访，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延安给他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进步的实验区”的印象。贝特兰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西北人民的经济水准虽然低下，但农民的生活在红军到来后大大地改善了。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村合作广泛地组织了起来，高利贷废止了，利率由政府规定，商业虽很活跃，却没有人能赚额外利润。
1938年，武汉成为抗战中心后，他又来到武汉，完成了其第二部反映中国抗战的专著《华北前线》的大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一名志愿兵，他拿起武器战斗在保卫香港的第一线。香港沦陷后，他被囚于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长达4年之久。获释后，他在新西兰继续进行积极支援中国的活动，发起成立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战后，贝特兰一度担任远东委员会新西兰代表团顾问。
新中国成立后，詹姆斯·贝特兰再次访问中国，并且写了《重返中国》一书。他和许多真诚的国际友人一样，不论是当中国革命处在困难阶段还是胜利时期，都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这份始终不渝的“中国情”令人动容。
（资料来源于朱纪华主编《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并感谢上海市档案馆提供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