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钟难（刘仲明后人）站在编写《TRUTH》的“九君子”相片前
北京晚报9月19日讯 （记者 刘竞鸣 刘竞英 刘秉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并计划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便于殖民统治，日本向国际社会编造“满洲国”是在东北的中国人自愿建立的谎言。
为了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以及日本操纵成立“伪满洲国”的罪恶企图，由医学院教授以及银行家等几名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爱国小组”开始秘密搜寻日本侵略罪证，经过四十余天的努力，最终汇编成英文版的《TRUTH》(真相)一书，递交给来华调查的国际联盟，将日本的侵略罪行昭示天下。
1 “爱国小组”秘密成立
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世界震惊。随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入关内，日军控制东北全境。日本操纵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随即提上日程。
针对中国东北的危机，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于当年12月召开大会，决议要求日本应立即从东北撤军，双方争议由中日双方谈判解决。日本对此决议大为不满。
随后国联计划派一个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但调查团因为种种原因，迟迟不到沈阳，这给日本侵略者粉饰阴谋提供了大好机会。
时局动荡，当时很多爱国人士非常着急。如果国联调查团到东北时，无法接触到中国群众，仅仅只看到日本人设计的假象，那么日本编造“满洲国”是在东北的中国人自愿建立的谎言将难以揭穿，是非曲直将无以告白于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沈阳秘密民间社团“爱国小组”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一些进步青年经常碰头，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一个“友团”，由于“友团”中盛京施医院的教授和医师以及盛京医科大学学生占大多数，大家就公推盛京医科大学教授刘仲明为召集人。“九一八事变后”，“友团”随着时局的发展，转为秘密的地下抗日组织“爱国小组”。
1931年冬，“爱国小组”骨干——沈阳志城银行总经理巩天民借赴关内办事之机，取道北平拜望张学良，代表组织向张学良请愿，并带去了沈阳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给张的信函，大家共同敦请张学良“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望之。”
据巩天民回沈报称：张学良阅信后极为感动，但受制于“不抵抗”政策，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而又不便于明确表达抗日决心。看到这种情况，巩天民得知希望破灭。正当他感到前景迷茫之时，他在北平遇到了沈阳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得知他和杜重远在北平已经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巩天民备受鼓舞，他随即代表沈阳“爱国小组”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资助了500元，以表抗日决心。
回到沈阳后，巩天民和“爱国小组”成员从思想上明确了要全力援助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随之，巩天民会同刘仲明、邵信普、张韵泠和刘仲宜等百余人，从每人每月的薪水中拿出10%作为公共储蓄，名曰“卫生费”，作为资助东北义勇军和由关内派往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经费和医药费用。在资金和药品方面尽力援助抗日义勇军，并为关内派来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活动地点，掩护其行动等。
当12月份报纸报道了国联将派遣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的消息后，“爱国小组”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时机，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集中力量，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揭穿日本侵略东北、建立“伪满”继而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爱国小组”随后还确定了工作方向、搜集原则及简明分工，并决定趁着日本特务还未对他们严加监视之前，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2 爱国小组搜集日军75条罪证
国联调查团的目的是调查中日冲突的起因和“满洲国”的建立究竟是由东北民众主动自愿的，还是由“外方”建立，强加给东北民众的。沈阳“爱国小组”的成员决定在调查团来之前，从各方面搜集日军侵略、蹂躏、掠夺东北及炮制伪满洲国的铁证，以便使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
当时，沈阳“爱国小组”的取证活动主要针对日本的三个欺世谬论进行揭穿：第一、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火，纯属自卫行为，这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所至；第二、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各城，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能维持秩序；第三、“满洲国”的建立，完全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无权干涉。
其实，日本意欲吞并满洲和蒙古，蓄意已久，“田中奏折”中侵略满洲和蒙古的计划，早为世界所周知，因此，日本向中国东北进军并不是偶然。日本侵略东北和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证据比比皆是。但由于“爱国小组”的行动因受日本特务之严密限制，不能去外地，只能在沈阳找出有凭有据的事实材料。
“爱国小组”主要围绕日本提出的上述三个谬论，搜集事实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公告、工作手册、敌伪的“官方”文件、日本人发行的报纸刊物、图像或宣传品等，他们的总体原则是“利用日本的矛刺日本的盾”，让日本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此后，“爱国小组”规定大家不多聚会。医科大学成员搜集的材料，直接交给刘仲明或李宝实；其他小组成员和爱国人士搜集的材料，交巩天民或刘仲宜，再由他们转交给刘仲明。
在搜集材料时，“爱国小组”成员秉承着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在归纳文件时，把一切事实证据都贴在一个大相册上。另外，因为证据都要交给国联调查团，因此，所有中文和日文证据材料和说明书都要翻译成英文，使调查团一目了然。
因为涉及到翻译，“爱国小组”成员推举刘仲明、张查理(医科大学外科和解剖学教授)、毕天民(医科大学公共卫生教授)编辑整理翻译材料，由刘仲明汇总，最后请于光元(医科大学皮肤科和药理学教授)，做英语译文的总审校。
四位编译核心人员是基于严格保密的原则，居所毗邻的地缘和个人外语特长而安排的。四位教授都住在医科大学的男生宿舍大院内的教授住宅区，别墅式的小楼独门独院，环境幽雅少有闲杂。四位教授都具有留学英伦的经历，中英互译都是轻车熟路。其中于光元教授一人掌握英、日、德、俄四门外语，其中英语尤佳，而且他熟悉英国社会人文民俗，这使得《TRUTH》的英文表达更纯正、精确、规范。
经过四十余天的努力，“爱国小组”的九位成员，人称“九君子”，将收集到的文件资料编辑成《揭露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及一手炮制伪满洲国的铁证》，即《TRUTH》(真相)汇编。
《TRUTH》(真相)共搜集日军侵华罪证75条。其中包括：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操纵监控中国东北各地行政主权等的军部命令、委派日本人名录、伪政府告示、粉饰日本侵略的各种宣传品等，涵盖了日本侵占东北的诸多方面。
3 《真相》递交国联
1932年1月底，“爱国小组”成员和其他爱国人士齐心协力，把材料备好，并一齐交给刘仲明保存，等国联调查团来沈阳时递交。调查团迟迟不来，他们也开始思考：由谁递交材料，怎样递交。
如何递交给国联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国联调查团即将来沈阳之前，日本人便在报纸上“宣传”：因为有南京、北平派来的特务，到东北进行扰乱，所以日满两国对于调查团来沈后，必须多派人员严加防护，以免“中国特务”得逞云云。
国联调查团下榻的大和旅馆里的保安和服务人员都被换成日本特务，房间、走廊甚至厕所都安置了窃听器。旅馆前广场和四周街道的人力车夫和小商小贩等也都是日本特务。不仅国联调查团的出入行动受到严格“保护”，当地的中国人更是无法进入大和旅馆。
个人冒险递交，虽是勇猛之举，但文件万一被敌人搜去，功败垂成，就太可惜了。随着调查团要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刘仲明无比焦虑。后来，经过对大和旅馆及其周围环境的密切观察，他注意到中国人都被拒之门外，但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经门岗日本哨兵查验后，可进入旅馆。这一重要发现给刘仲明以启示。成员们在想，是否可以采取国际外交路线，通过与国际友人合作，请他们代为递交呢？
小组成员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这一国际外交方案确实可以保证《TRUTH》原件不被日本人搜走，还解决了小组成员被暴露的危险；如果而能通过国际友人进入大和旅馆，就能保证《TRUTH》直接交给李顿团长手上。成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当前英日关系日益尖锐，请求在沈阳的英国朋友代交，较为妥当。于是，代交《TRUTH》的国际友人，就选定为与五位“爱国小组”成员朝夕共事的沈阳盛京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
刘仲明与雍维林院长接洽协商。雍院长对刘仲明等人搜集整理日本侵华铁证一事似乎有所察觉，他热情接待了刘仲明，表示很乐意帮助，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雍维林担任医科大学学生的法医课，对国际法一般知识比较熟悉，他给刘仲明介绍了国际法庭诉讼知识，并给刘仲明介绍另一位英国牧师——倪斐德。
1932年2月下旬，倪博士到沈阳见雍维林院长后，便到刘仲明家取文件。当刘仲明交给他这份文件时，倪博士激动地说：Now I take this, 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意思是说：“把这件大事交托我代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倪斐德博士取走《TRUTH》后，径直去英国驻沈阳领事馆，把这份日本侵华证据汇编寄存在英国领事馆铁柜里。
4 《真相》小组“九君子”遭日军抓捕
国联调查团终于在1932年4月中旬到达沈阳。
全团住在大和旅馆(现在的辽宁宾馆)，因为当时旅馆的一切人员及附近的人力车夫和汽车司机，全换成日本关东军特务人员，调查团人员除了看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什么也接触不到。
调查团到沈阳的第三天，调查团从大和旅馆寓所的窗内向外看，见旅馆前的广场上有密密麻麻一群人在底下大喊大叫：“我们要见国联调查团”。调查团秘书长赫士(Hayes) 出来见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喊着说：“我们是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满洲国，国联无权干涉”。
赫士通过翻译问他们，还有别的话没有？他们说：“没有”。于是赫士对他们说：“好，我一定把诸位的意思，转达给调查团”。一群人又照旧喊了两遍。赫士回室内办公。
过了约一个多小时，赫士因公外出，见这些人还在那里，有站着的，有坐着的，还有一些躺着的。赫士又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赫士又问：“你们为什么不走呢？”他们无人回答。赫士颇为奇怪，又问了一遍。有人回答说：“我们都是在南市场卖劳力的，今早有人招我们来这喊口号，喊完即回去。原定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到现在还没给钱，我们不能走！”赫士听后，与翻译相视而笑。
大约在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的第五天上午，倪斐德博士从法库(沈阳的一个县)来沈阳。下车后，倪斐德径直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勋爵。倪斐德邀请李顿勋爵、调查团秘书长赫士到倪斐德的友人、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教授(英国人)家晚餐。当晚，倪斐德将“爱国小组”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了李顿勋爵。李顿看完信后就说：“这正是我们所愿意接触的人们”。
第二天下午两点，调查团全体成员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TRUTH》文件，到下午六点才回到下榻的大和旅馆。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于1932年10月2日在瑞士日内瓦、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报告的大意如下：“通过慎重研究经官方和私人会见、信件以及陈述等提供的证据，我们确认：沈阳事变以及以后的事态发展是有计划的行动，虽然当场的日本守备队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自卫……以后日本占据东北各地是看不出有充分理由的……建立‘满洲国’问题，无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自愿自决……”
国联会议所下的结论，除了没有清楚地指明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炮制这一点外，其他各点，基本上与沈阳“爱国小组”证据汇编提供的观点相符。
随后，国联召开大会，主要为听取调查团的报告。大会表决，几十个国家代表投票赞成调查团建议，只有日本一国投反对票。日本一怒即宣布退出国联。但国联从另一方面考虑到日本的利益，又提议对满洲实行国际共管，在国联主导下成立自治政府，接受以日本为中心的各国指导。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其中提到调查团曾在沈阳接触到一些当地的医师、银行家、教育家等事实，自然引起日伪方面的注意。
1935年秋，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各地展开大搜捕，向国联调查团递交《TRUTH》，“爱国小组”的九位成员除少数幸免外，大部均被逮捕。
1935年10月11日，刘仲明被日本宪兵队关入牢房，第二天审讯时，刘仲明将《TRUTH》汇集成册的来龙去脉，供述一遍，并说：“我是沈阳‘爱国小组’的召集人，搜集揭露日本侵华铁证的集大成人，向国联调查团递交《TRUTH》的送达人，一切由我负全责，其他人只是参与者。”说完后，刘仲明大义凛然地指责日本的侵略行为。1935年11月20日，刘仲明被释放回家，他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审讯4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