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公报战地记者冲在战争第一线，及时传回报道。图为方大曾和他的作品《血战居庸关》。纪录片截图
大公网5月6日讯 （记者 马浩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战地记者兵分多路，方大曾在平汉路、孟秋江在同蒲路，邱溪映在宁夏绥远等地深入前线，发回了充满炮火和硝烟的战地稿件。大公报报道“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陆诒、徐盈采访延安和八路军，介绍了中共抗战的真实情况。范长江、陆诒在台儿庄一线进行了最详实的采访。大公报义不受辱，誓言绝不在日寇铁蹄之下办报，辗转迁离天津、上海、汉口。这是一份在生死线上坚持出版的报纸。
迂回生死线 以笔为枪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在卢沟桥畔发起攻击，揭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中国军人以简陋武器和血肉之躯，奋勇抗击。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第一时间来到卢沟桥畔，他热情讴歌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兵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挂满了他们身体的架子，挺出的胸，有力的腕背，红涨的脸面，有杀气的目光，每一个官兵在国家神圣任务笼罩之下，都成了英勇豪迈的壮士。”
在卢沟桥畔，范长江遇到了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采访的记者，陆诒与方大曾。七月底，北平、天津沦陷。大公报被迫关闭了经营长达三十年的天津报馆，迁往上海。方大曾、陆诒也正式加入大公报，壮大了战地记者队伍，使这份报纸成为宣传抗战的一个有力阵地。
血泪挥笔剑 烽火着文章
日军占领平津后，迅速向山西进犯。南口，位于居庸关南侧，是北平通向内蒙、山西的门户。八月八日，南口战役打响，历时二十馀天，中国军队以步枪、手榴弹、大刀与敌军誓死拼杀。在这里，大公报记者孟秋江与陆诒“会师”。
孟秋江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与范长江在西北结识，随后加入大公报，他曾担任《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编辑。由于出色的战地新闻报道，他与范长江并称大公报“两江”。他在前线记录了南口血战的全过程，留下了《横岭城观战》、《战地夜色》、《南口迂回线上》等众多战争场景的描写。
在与官兵们共同经历生死后，孟秋江写道：“掷手榴弹的战士，虽然一批一批地倒下来，第二批马上又跳出战壕去抵抗。太阳照临着整个的山谷，作殊死战的英雄，最后含着光荣的微笑，躺在阳光中！”
南口战役后，孟秋江随军撤退到大同。此时，大公报在山西的战地记者人数达到六位，包括范长江、孟秋江、方大曾、邱溪映、陆诒、徐盈。在大同，范长江召开了一次战地记者会，针对日军进攻路线分配了下一步工作：邱溪映到绥远宁夏一线采访，孟秋江坚守同蒲线，方大曾返回河北，继续跟踪平汉线战况。
撤离大同城时，孟秋江险些被暗枪击中。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危险：“躲入树底下，打开照相机预备照的时候，后面青纱帐里啪的一响，子弹嗤的穿过树叶，接着又来一枪。”
孟秋江躲过了一劫，但战地记者的厄运没有结束。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方大曾发来的一篇文章：《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之后，他失踪了。方大曾，笔名小方，北京人，失踪的那一年，只有二十五岁。
特派员方大曾何处埋忠骨
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迄今仍保留着舅舅当年拍摄的很多照片。绥远抗战爆发后，方大曾将镜头对准了严酷战争。在绥远，他结识了范长江。方大曾每次都主动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张在璇指着一张方大曾拍摄的照片说：“两个战士背着炸药包往前头跑，那时候没有长焦，离人的距离只有一两米才能做到，肯定是冒着枪林弹雨。”
加入大公报后，方大曾发表了《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许多文章。他的家人，一直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来掌握他的行踪。九月三十日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稿子出现。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家人仍然在到处寻找他。方大曾的母亲生活在北京市东城区的院落，始终没有搬家。“根据资料的判断，方大曾很有可能是在保定沦陷的时候，就在战场上牺牲了。”书籍《寻找方大曾》的作者冯雪松说。
刊平型关捷报 采访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取得大胜。二十八日，大公报刊发“平型关大捷”捷报。十月二十一日，又以“我军夜袭阳明堡，炸毁敌机廿四架”为题，报道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夜袭阳明堡的战绩。
一九三七年十月，忻口会战期间，徐盈来到位于山西省五台县的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十一月九日，他在大公报发表《朱德将军在前线》，生动地描写了第一次见到的朱德：“他朴实如农夫，慈和若老媪，但在炯炯目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是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生产者的姿态：简单，诚实，有决断。”
同年十二月，陆诒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二十日，大公报发表了通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开篇写道：“延安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地区，一切的人，都为了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毛氏的紧张与忙碌，当然更不能例外。他最近仍未改深夜办公，有时甚至于竟夜工作。”陆诒之子陆良年说：“我父亲奇怪怎么毛泽东拿出一杯茶、一杯酒呢？毛泽东说，喝茶呢，就是谈话的时候是要喝水的；喝酒呢，健谈助兴。”毛泽东对陆诒分析了华北抗战失败的原因，指出要改造军队的素质，发动群众，坚持持久抗战。
义不受辱报人不投降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六周年，汉口大公报正式发刊。这是这家报纸在抗战时期设立的第三家报馆。不到两个月，上海沦陷。上海大公报被迫关闭，留给读者的最后一篇社评是《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昔日美丽的南京变成了人间炼狱。在汉口编辑部，张季鸾悲愤地痛斥：日本“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家、文化家和新闻家只鼓吹征服，讴歌战争，对于这种辱没黄人面目玷污亚洲文化的军队行动，竟然昧尽天良，一言不发。”他向读者发出了“为匹夫匹妇复仇”的呐喊，鼓舞全国军民向日寇奋勇还击。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七日，武汉失守。大公报不得不撤往重庆。在汉口的最后一期版面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
欢呼台儿庄大捷振奋国人心
一九三八年初，为了迅速灭亡中国，连贯南北战场，侵华日军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中国军人奋起还击，取得了抗战以来一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
四月三日，中国军队下达了总攻击令；四日，范长江和陆诒来到徐州；五日，他们采访了战役指挥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天晚上，又赶到了前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司令部，一直守到六日中午，两人向台儿庄进发。下午来到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傍晚踏进了台儿庄城门。范长江和陆诒看到很多牺牲的战士和烧焦的尸体，手里还握着枪，还有大量日军尸骨，遍地狼烟。
台儿庄战役期间，大公报仅范长江一个人就先后发表了六条专电、三篇战地通讯，将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递给了国人，极大地鼓舞了读者。范长江之子范苏苏说：“当时其他报纸都非常惊讶，说大公报消息怎么那么快。因为我父亲到前线以后，深夜借用人家军用电话，王芸生经常半夜不睡觉，就是等我父亲的电话口述稿件。所以大公报的消息最快，经常是这边打完仗，第二天早晨读者就能看到。”
对于战地记者的贡献，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武汉说：“国家民族的境遇，战地记者看得最清楚。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