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东北中山中学:三千里大迁徙 烽火弦歌不辍

2015年08月07日 09:21:39 来源: 沈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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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穆杰(左)和罗国芬等校友接受采访

在沈阳,白晶泉接受采访

  沈阳日报8月6日讯(记者 伏桂明 周贤忠)借用《西南联合大学校歌》里的一句,因为它同样适用于这所“国立一号”中学——东北中山中学。她在离“衡山湘水”不远的湖南永丰镇璜璧堂“暂驻足”。1938年10月21日、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致湖南处日寇夹击之中。战争的硝烟已弥漫身边,东北中山中学此前已派人入川勘察,希望在大后方找一处落脚之地,虽未选定校址,但也不得不紧急撤离了。

  水路,因武汉沦陷走不通了。

  东北中山中学选择了南下广西迂回入川的路线。93岁的沈阳校友白晶泉解释说:“走湘西经贵州入川要近些,但没火车,又有土匪盘踞,若知道学校有枪肯定来抢,可能造成伤亡。而走广西,路远但较安全,还有火车。”

  1938年11月12日,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从璜璧堂出发了。

  这一走,便整整一个冬天。

  易家湾·敞车上

  一位老乡大喊:“你们的‘鞋子’掉了!”

  如此撤离,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凄惶。

  同学们穿着草鞋、黄军装,打着裹腿,告别了永丰的璜璧堂,徒步奔湘潭。我们在北京采访过82岁的穆杰。他一家跟东北中山中学有着很深的渊源:父亲乌荫棠是国文老师,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他自己,都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那时我五六岁,而大哥11岁。他后来对我说,父亲一手扶着车帮,一手吃力地将最后一件行李拉上车的情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父亲虽是壮年,但在那样拥挤情况下,把母亲和五个孩子送上装满盐包的敞篷火车,再把几件行李和两个装衣物和书籍的、重七八十斤的柳条包弄上来,火车已经缓缓启动。”

  他的二姐穆超还撰文记了一件事儿:

  盐包已超出火车的车帮,找凹处才能坐下。车行至易家湾附近已是半夜,疲惫的人们都已沉沉入睡,只听得一位操着方言的老乡大喊:“你们的鞋子掉了!”我们都被吵醒了。父亲说,鞋掉了就掉了吧,不值得跳下火车去捡。那人又大叫:“鞋子!你们的鞋子!睡在这里的鞋子落车了。”鞋子怎么睡觉?父亲这才醒过味来,一摸发现大哥穆惕乾不在身边了。是哥哥掉下车了!幸好车要进站,已经减速。他急忙跳下车,回跑几十米,看到哥哥蜷曲在铁路边的一个小土包边上。由于连日奔波,疲劳过度,他虽然从车上摔下来,人却还在睡。父亲把他拉上车。哥哥便是那位好心人口中的“鞋子”。

  大家都说,哥哥是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

  在湖南,我们求证多人才弄清楚“孩子”说成“鞋子”的原因:当地人说鞋子听着像“孩子”;管男孩叫“细伢子”,说快了,外地人听着又像“鞋子”。

  桂林·饭馆里

  终吃顿饱饭,还被当地人起个“蝗虫”诨号

  与乌荫棠老师一家不同,白晶泉随着多数师生挤上了闷罐车。

  “闷罐车人多,有撤退的政府职员,有商人,还有我们这些学生,挤得满满的。车上,大家才知道长沙被大火烧了。”白晶泉说,“到霞流,敌机来袭,火车躲进山里,整整停了一天。全车2500多人也饿了一天。天黑了,火车才开,半夜两点到衡阳。带队老师告诉我们,白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趁着没亮,大家赶紧进城找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饭馆吃上一口。”

  从湘潭到衡阳,再到桂林,师生们一直饿着。

  “在桂林,在刘希夷老师带领下,同学们到街上吃 ‘客饭’。‘客饭’就是一菜一汤,米饭管饱,每客两角。我们这些东北人把人家准备一天的米饭吃光了。未饱,老板过意不去,马上下挂面,又吃光。还是未饱,连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吃下去了。过两天,街上的饭馆都不卖‘客饭’了,米饭一律按碗计价。又因为我们都穿黄色制服,当地人便叫我们‘蝗虫’。”失忆严重的白晶泉接受采访时常“断片儿”,可说这一段经历却很清晰。

  女同学住在桂林市区一个竹棚里,男同学则住在七星岩山洞,休整一周。桂林西行已没有铁路,也没有钱集中搭乘汽车,徒步便成了选择。

  拉铺·大山中

  他,孤零零在那,终不得还乡

  冬天是广西的雨季,山路泥泞。

  据校友张之良回忆:“那天,我背负30多斤的行李,走得全身是汗。走得比我快的同学,被层层的山岭相隔,我看不见了;走得比我慢的同学还未赶上来,路上也没有其他行人和车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一人在那儿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而体质弱的女同学更为狼狈。白晶泉说:“开始不觉得累,几天后就不行了,许多同学脚上打起了血泡。同学们就用针烧红了挑破血泡,再用煤油消毒。横跨瑶山山脉时山高路险,相当艰难。”

  紧接着,意外发生了:学生樊树人死于车轮下。他手中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被撞得满地飘零。我们在京、沈两地采访过的李曦沐、赵德本和白晶泉都是见证者。据白晶泉回忆:

  途经柳州南拉铺小站,西南公路局的运货车与运汽油的军车斗气,互相超车。一辆军车冲进路旁稻田,将我们的队伍截断。樊树人同学惨死在车下!还有几个同学受伤。大家高喊着要求法办司机。一名中校很蛮横,拿出张纸写什么,说:“写个报告就完了。”刘希夷老师说:“你当踩死只蚂蚁呢?”那名中校悄悄走了。刘老师代表同学们提出三个条件:一、由一位姓陈的上尉出一书面执据说明责任在军方;二、给死者买衣裳、棺材埋葬;三、送伤者到柳州医治。至于善后,由教育部会同国防部来解决。陈上尉总想逃走,一直拖到晚上,才打电话请来他们的营长,按照三个条件解决了问题。

  我们含着泪,擦干樊树人身上的血迹,洗净脸,换上新衣,然后小心翼翼地装殓在棺材里,把他埋葬在山坡上。同学们望一眼拉铺大山中的那座新坟,又含泪上路了。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而他,孤零零在那,终不得还乡。

  队伍在柳州休整数天后,继续西行,至宜山怀远镇停下来。再往前便是海拔两三千米高的大山,几百里无人烟。从桂林至此,师生徒步760里,历时2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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