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将领？
——谈对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认识的缺失与失真
在14年抗战中牺牲了75位东北抗联将领。（陆琴 供图）
北京日报6月1日讯 长期以来，对于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认定问题，在人们的认知乃至学术研究上一直是个空白，由此导致很多人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部队只牺牲了1位将领，而国民党部队却牺牲了100多位将领。这种认识误区直接影响到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评价，甚至影响到客观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仅东北抗联就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何界定这个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群体呢？这首先需要我们把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的发展置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了局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艰苦抗战，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中国整整经历了14年的抗战。在这14年中，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部队逐步由散兵发展到正规军，特别是在1937年后，中共抗日部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在内的部队。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这支人民军队战斗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广袤国土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再到全国全面抗战路线的形成，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除坚持了游击战等敌后战场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外，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坚持人民战争，紧密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为打败日本侵略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牺牲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当然，这里面还没有包含1931年至1937年间的军人伤亡，也没有包含东北抗联的伤亡。
那么，在14年抗战中，有资料可查的中共抗战先烈中到底有多少位是将领呢？笔者经过初步考证，在与国民党部队牺牲的同等级别的将领对比研究中发现，仅东北抗联就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笔者以为，实际上远远不止70位中共将领。
多种原因造成人们对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认识的缺失与失真
造成人们对中共将领群体认识的缺失与失真的原因有很多，不仅仅有今天学术研究上的空缺与偏差，同时还有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抗战中牺牲的许多中共部队高级军官，本来与国民党军队将领级别相当，但并没有被授予同等的军衔。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3个师、每师编制1.5万人，师辖两个旅，每个旅辖两个团。国民党当局又于1937年10月12日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中共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向国民党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由于部队编制的减少，许多位中共部队的高级军官，实际上被降了几级使用。有些人后来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但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正名”，恢复应有的将领身份。
红军经过改编后，就八路军而言，与改编前相比人数虽未减少，但编制级别却大大降低，主要表现在，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有的军级编制降为营级编制，如原红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特务营，原红三十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炮兵营，原红军独立第一师和陕北独立团改编为第一二○师特务营。在此次改编过程中，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甚至“官降四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如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任第一二○师师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任第一二○师副师长，官降四级。如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任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任第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官降四级。如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任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官降三级、两级不等。这就导致后来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共部队的将领，许多本来与国民党军队中将领级别相当，应当是将领，但并没有被授予同等的军衔。如1938年4月18日牺牲的叶成焕烈士，红军改编时由师政委改任团长。如果根据国民政府当时授予旅长以上为少将的规定，叶成焕烈士理应为将军，这还没有考虑军衔追加的问题。
2、国民党为了限共、防共，没有给共产党将领以同等待遇。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拉拢人心，以求壮大自己的力量，试图削弱共产党，独享抗战胜利成果，对国民党将领甚至对一些坑害人民的土匪授予将领等职，而对共产党高级将领却极其苛刻。如1943年任命甘肃土匪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5月18日，再次任命其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他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1941年2月，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投靠国民党，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等等。
3、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这是造成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部队一直没有统一的军衔，乃至军官牺牲后也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和认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部队从初创到抗战初期在待遇方面都是平等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红军“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这种办法在军队中实行了很长时间。因此，那个时候军队内部还没有明确的等级观念，官兵待遇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从中共领导人的谋略上看，也就谈不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为了国共合作和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是有军衔的，并且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军衔体系，所以中共部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军衔问题。1939年4月2日，八路军以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发电，正式提出了在我军内实行军衔制度的建议，并正式发文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规定。此后，有一部分中共将领被授予了军衔，如当时的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被授予了中将军衔，第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等被授予少将军衔。实际上，中共部队在这一时期被授予军衔的只是少数人，这部分人大都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打交道或搞统战工作的人。尽管1939年的这次授衔工作，有具体的措施，也有部分人员被授予了军衔，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次授衔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真正在中共部队内普遍实施。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作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标志着中共部队的第一次授衔工作宣告结束。
在第一次授衔工作结束后，党中央又进行过两次纯属临时性的授衔。一次是在1945年9月，为了与苏联红军在军衔上一致，从而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党中央给临时派到苏联的六位派出人员授以军衔。另一次是1946年，为了便于中共部队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能与国民党的代表平等工作，进行了临时性的授衔。但在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这部分中共将领被授予的军衔也就自动被取消了。
4、中共部队一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追加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军衔。
二战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苏联、美国等都曾对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嘉奖的同时，普遍追加了军衔，就连加害国日本的军队也不例外。如，1937年8月29日，侵华日军第三师团步兵五旅团步兵六联队队长仓永辰治步兵大佐，在入侵上海吴淞铁路码头的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少将。1939年6月17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军十五师团步兵团团长田路朝一陆军少将，在安徽南部的一次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国民政府方面，如第七十九军中将军长王甲本在衡阳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萧山令等几位少将，后均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等等。但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牺牲的将领们来说，截至目前，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军衔上的追加。
5、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授予军衔时，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共将领仅仅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
1955年在全国授予军衔的时候，只是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共将领进行了军衔授予。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等等。但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仅仅是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贻误了追加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军衔的最佳时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认定与考证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所有抗日的党派，所有抗日的阶级、阶层，都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担负着敌后战场作战的任务，人民军队在敌人后方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有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在这中间有许多的中共将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职务上来讲，他们有的是师长，有的是旅长，有的是团长，但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则是巨大的。全面定位这个群体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有助于理解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作用。
据史料记载和部分官兵的回忆，在许多中共开辟的根据地中，当地老百姓平时都称中共高级指挥官为将军。如1938年11月牺牲的范筑先，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谋长、旅长等职，建立了中共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生前在鲁西南一带被称为“范将军”。再如1937年9月9日升任为中共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的柴世荣，被东北当地老百姓称为“神兵天将飞将军”。有的中共部队领导人，不仅仅是老百姓，就连国民党人也认为他们是将军，如1939年底，苏中根据地负责人管文蔚及惠浴宇、陈同生等同志，应国民党人李明扬的邀请，去泰州访问李明扬时，李明扬公开打出了“欢迎四将军”的标语。
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共将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理应给予他们应有的定位。正如徐向前在1955年授军衔大会上说的：“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在国际上，通常把一国在战争中牺牲的将领数量，作为考察其在战争中贡献度大小的重要数据之一。考证与认定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就可以改变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认定的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数量偏少的偏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们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民族牺牲。
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吁请学界要正确认识与评价抗战先烈群体定位的问题。在那篇文章中，我表达的主旨是要从历史阶段论出发，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角度，正确认识与评价国民党部队在抗战中牺牲的先烈们，实事求是地恢复他们的历史地位，褒奖他们的历史功绩。今天，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把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定位问题提出来，同样吁请学界加强对他们的重视和研究。我以为，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由宏观走向微观、由关注个体到群体的层面上来讲，还是从扩大视角和提升历史认知，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言，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朱成山，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