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近年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成果，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值得称道。
第一，是2006年由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之后，双方组建了研究团队开始进行研究，就所确定的共同研究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份“根据政府间协议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于2014年由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日本的勉诚出版社出版，其意义如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所言：“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读者可以同通过双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更加深入到历史问题的深层，使得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得到提升。”相信这两卷研究报告（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仅对于促进今后中日相互理解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和文本也为交流史和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台湾大学教授徐兴庆在出版了资料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和专著《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播的世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之后，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大陆和台湾学者从2012年开始实施“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计划。据报道称，在2013年9月5日晚于该馆举行的史料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所发现南明政权鲁王1653年给朱舜水的敕书。作为此调查计划的成果，已经出版了两册《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即第一册《朱舜水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和第二册《德川光圀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并且以徐兴庆和辻本雅史为责任编辑在2014年9月发行的《季刊 日本思想史》第81期出版了题为《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的学问》的特集。这些资料与研究成果不仅对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是海峡两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和重大收获。民国时期梁盛志批评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详略失宜”、“择焉不精”，且谱中对许多“注意舜水事实者所欲之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略未涉及”，并分析其原因在于“作者于其著述之流传，未事考索，仅据最晚出之中国刊本，则亦未审也”。最后在文章的结尾感叹：“以著者之博雅，并久寓日本，而本篇之凭藉乃如是贫乏，亦可异也。”朱舜水，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中备受瞩目的人物，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后，其新的全集与年谱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联想到，这一领域中还有多少类似的大大小小的课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努力挖掘。
实际上，笔者是不太赞成轻言交流或比较研究的。因为交流或比较涉及的对象就不止一方，尤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甚至东亚或更大范围的交流、比较研究，如果不将关系各方都搞清楚，所见就容易流于表面，比较也难以深入。尤其是翻开中日两国的历史，里面存在着太多似是而非，也存在着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点滴，如果没有冷静的理性和足够的定力，甚至健康的心智和温厚的涵养，就擅议交流、比较，往往容易剑走偏锋，甚至误入歧途。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课题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的问题。史实清楚了，道理终究自然会明白。发掘未知史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辨析许多常识中的史实性错误，尤为不易。澄清史实本身，当然不仅需要“与史料肉搏”的考据的硬功夫，也可见“著书者之心术”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德，载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是否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种外在目的或现成理论所动，不可不时时自省。至于当前我们的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不足，要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或许需要有一个参照系——如台湾地区、日本甚至西方学界的相应状况——来比照观察才更有说服力，这个工作在这里只能留作前景展望中的课题了。
在展望前景的时候，笔者想到的首先还是沉潜下来，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彼此的原典。请允许抄录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周一良的告诫，来与大家共勉。他这样说：
“有志于研究两个国家关系的历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觉得应当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两国之中的一方（当然能够对双方更好）的历史或文化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或素养。只是在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或说据点的情况下，再来探讨这一国和另一国的历史关系，研究这一国和另一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才能够比较具体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两国具体历史之上来侈谈关系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绩的。”（人民网北京4月19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人民网国际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