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汪向荣在《后记》中又提到的那样：“学术研究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学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环境中，因此说要学术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过总还有人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区别开，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支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汪向荣早年求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1944年就出版有《中日交涉年表》，对于丙午（1966）之痛的记忆，从其所记述的“所存图书资料，包括所有笔记和全部卡片，均已毁于丙午”、“丙午以后十年中，没有可能接近日本书刊”等文字可见一斑。在海峡的另一方，1967年台湾知识界因“梁容若事件”即所谓“文化汉奸得奖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大陆学界虽然很少有人提及，但是由一次学术评奖而引发包括胡秋原、徐复观等文化名人参与的“中国文化与汉奸”、“文章与气节”、“文学与政治”乃至“民族思想与历史文化、国家生存的关系”的大讨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仅就刊登在1941年由日本的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特质——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悬赏论文集》上的梁盛志的获奖论文《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而言，可以讨论的地方也不少。但是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无论这次悬赏论文征集活动的评委是谁，作为当时日本文部省、外务省、情报局等政府机构协助下进行的一项国际文化活动，如该活动的主办方所总结的那样，是为了达到“汇集世界的声音来高呼‘拯救世界之道在于日本精神的实践，世界新秩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神!'”的目的和政果。日本当局不仅在1938年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动员日本国内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而且力图动员全世界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为其宣扬日本文化服务。无论给这种活动涂抹上怎样的文化或学术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其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本质。
第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或渠道参加这次征文活动，文章获了奖、作者领了奖，作者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署有自己名字的文字负责。无论作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的效果可以说是服务了那场侵略战争。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
第三，从该获奖文章中言及“通晓（中日）两国语言文章的人每日增多，著作者一旦拿起笔就会立即影响两国关系，对此要如何以虔敬之心从事才好”来看，作者在当时应该是具有这种觉悟的。就是说，作者当时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的效果的。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对获奖文章本身进行分析。总的感觉是，作者在“衷心祈愿日本文化升华为世界文化”、理解“建设东亚的新秩序”的前提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日双方提出了劝告乃至批评，甚至对“日本人在私生活及社会上都有秩序、政治上公明这些方面极少影响到中国”表示遗憾。其对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与制度上的批评、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缺乏历史素养因此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批评，以及对中国人在日本研究与理解方面缺陷的批评都很有针对性，在现在看来甚至也不失其启发意义。但是，这已经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
近代中日关系非常复杂、敏感，在这一研究领域，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作为研究者不能在政治上犯糊涂或犯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20世纪80～9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水平，可以由两套在日本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丛书来代表。这就是80年代末在东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和90年代在中日两国分别出版的十卷本“中日文化史交流大系”。前者由王金林出访日本、在日本学界雁过留声之后，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协助下，引出一队展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齐雁阵，飞越中日历史的天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纪念的风景；后者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辑、撰写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形式，可以说体现得更加充分。
新世纪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况，表现在通史性著作、史料整理、文献学研究及各种比较研究与专题研究都成果斐然。严绍璗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在其个人而言，积20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仅可以成为他的“墓志铭”，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中也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和丰富。可喜的是，这种完善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人在切切实实、扎扎实实地做了。比如黄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就专门有一节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散曲戏曲部分正误”。黄著对《书录》第三册中的“散曲之属”与“南北曲之属”进行复核，发现不少问题。其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不仅对于我们完善和丰富这个里程碑而言，就是对一般的文献学、书志学，进而一般的历史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晓秋，2012年出版了一本《东亚历史比较研究》，该书的前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很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一读。他说:“历史的比较研究并非随意把两个历史现象拿来就可以作比较研究。它必须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应属于同类型或同层次的历史现象才可以作比较，比如同样是改革、革命、农民战争，或同样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或者至少是比较的双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关系。因此在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时，一般首先要确定可比性的主题，然后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和根本属性，再比较其异同，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本质和规律。”“东亚各国的历史既有许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异性，还有不少关联性，从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东亚各国文化学术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些话，简明扼要，已经把道理讲得很通透。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强调“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的比例也在增大，希望大课题能够真正出现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