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4月21日讯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岳兵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发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刘岳兵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自民国时期以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长足的进展。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特别是对其研究现状与课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总结，以具体事例说明处理好本学科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整理等，对于促进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展望未来，强调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仍然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刘岳兵在文章中指出，中日文化交流史，又称中日文化关系史。周一良先生有一本《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的著作，书名虽然叫做“中日文化关系史”，但其中所收篇目也有以中日“文化交流”或“文化交流史”为题的。其“前言”开宗明义，指出:“《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政治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交流”与“关系”两个概念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正如刘德有所言:“中日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无论如何，“文化”、“交流”、“关系”是该研究领域三个最基本的概念。“交流”，给人的动态感更强一些，如交际、流动、流布、移植、影响等。而“关系”，可以是动态的，交流本身也是一种关系，也可以是静态的；可以包括如“交流”那样以共时性为出发点的相互或互动关系，也可以包括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得出的有意义的相应关系。这种相应关系虽然不一定都是本然的史实性的“历史关系”，但其作为研究者所挖掘出来而带有主体创造性的“逻辑关系”，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交流史”的研究对象。“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常常是紧密联系的，“比较研究”只要可比性论证得充分，其创造性的逻辑关系具有真理性，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史实，作为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见证。交流史的视野与深度如果因此得到拓展，这样的比较研究成果是完全配享“文化交流”之名义的。
严绍璗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与交流史，其力图从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的努力，是值得关注的。到21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新概念，那就是所谓“他者认识”。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要重视同中求异，重视寻求日本“固有精神之所在”，周作人早在60多年前就有过这样深刻的反省。只有“在同中求异，或至得其大异者”，东亚人的相互了解才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这一思路，对于我们研究日本、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无疑大可借鉴。
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和日本都被视为经典著作的，首先当然要算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里更想要提一提民国期间的梁盛志和后来的梁容若，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梁盛志的著作《汉学东渐丛考》（中国留日同学会，1944年）的主要内容经过汪向荣整理收入署名为“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该书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汉学东渐丛考》之“弁言”可窥本书之大概及作者的研究态度无论是从其史观还是其研究者的勤勉、严谨、谦逊的学风、规范的学术写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学习的。该书除了于史料发掘、遗物考证方面有其独创之外，且“鉴往知来”，在史迹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种所“信”的寄托在。
由汪向荣选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书，不仅从大处可见著者对中日关系脉络的把握，而且在一些细微处也显示著者深厚的国学素养。《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出版，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汪向荣在该书的《后记》中充分肯定本书的意义，指出：“在中日关系史这一学科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而起步时，本书的出版将作为其标志而载入史册。”同时汪向荣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与翻译的关系，其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论述，也同样将载入史册。他说：“研究从属于当前政治，而不是学术性的探讨，使过去中国对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应，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以致进步不快。要使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脱颖而出，必须先消除这种原因，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强调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重要。同时，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研究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中日关系史跟其他历史学科一样，都必须是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的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日本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日关系史并不一样，结论可以相同，立场和观点却不会一致。因为这样，过去中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但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这是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方面的基本论点，虽然半个世纪来经历的道路坎坷不平，可是我不想，也不会改变我年轻时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