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成元年：当代日本史发展的转折点
世界格局在1989年前后发生的变化，是具有决定性质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而对于日本社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这一转折的标志有三：（1）左翼的瓦解，（2）保守阵营内部的分裂，（3）第三种势力的抬头。
1. 政党势力的变化
事实上，1989年的左翼力量早已成强弩之末，这方面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9年工会总评议会（总评）解体。战后日本民主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就是总评。1950年总评成立，提出了“和平四原则”，迅速转变成为左倾反美力量的代表。1953年总评确定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理念，以改变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斗争目标，在政治上则支持日本社会党。此后总评一直是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历史上总评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1960年6月4日，总评发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全国大罢工，一声号令有640万工人响应并参加。在1983年，总评有451万成员，占到全国工人数量的36%，是每年劳动者争取提高薪金的“春斗”的核心力量。唯其如此，总评的解体才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和总评解体关系密切的是日本社会党的衰败。1945年成立的日本社会党以社会大众党为母体发展起来，基本团结了日本共产党势力以外的左翼力量。在平成元年，日本社会党尽管依旧是国会最大的在野党，但本质已经非常脆弱。社会党领导者不思进取，不能够深入了解民众需要，进而给日本社会提供新的社会发展愿景，而是安于“万年在野党”的地位，甚至与自民党私下内勾外联，同台做戏。到了平成时代，社会党不仅对于党所面临的存续危机缺乏认识，而且领导者们利欲熏心，意图利用日本变动的政局攫取一时的实际权力。1993年社会党为与其他政党合作联合执政，放弃了一贯的对“PKO法案”和“消费税法案”的反对。1994年6月，社会党甚至和老对手自民党及先驱新党共同组成联合政权，为此公开声明自卫队是合法的，《日美安全条约》是必要的，在国旗、国歌等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9月社会党在党的临时大会上， 通过了题为《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的决议。在这一对社会党历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中，社会党放弃了非武装中立的立场， 承认自卫队合法，支持《日美安全条约》，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支持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承认“日章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如此缺乏政治操守的政党当然遭到民众的唾弃。伴随平成时代日本政治的激烈变化，1955年以来在日本国会长期占有第二大党地位的日本社会党败运连连，发展到2014年12月的众议院大选，已经凋零到仅仅获得两个议席，对现实日本政治构不成任何影响。
2. 政治版图的重新建构
保守阵营在平成时代也进入了剧烈的变革时期，其标志是自民党的分裂与两度下野。
政治改革是贯穿整个平成日本政治的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与内部大量存在的腐败问题，已经引起民众对政府强烈的不满。这构成了保守阵营不得不进行变革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并构成直接导致自民党的分裂、1993年的联合政权、2009年的民主党政权成立的原动力。
自民党内部的分裂，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1955年体制”长期持续，使得自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派阀。为了集团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派阀力量实际上一度在日本政治运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自民党内部政党文化与执政经验固化的标志，与平成时代所面临的变革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日本，另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是官僚。日本的官僚曾经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政府官员。在日本战后复兴过程中，以大藏省、通产省为首的政府官员与企业界和学界通力合作，形成“产官学”的合力，这正是所谓“日本成功经验”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日本上层政治家的经常性更换，造成国家机关的官僚对于众多国家政策拥有实际的决定权力和支配力量。长期盘踞在各个部门，官僚们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经济上升期，尽管各种“御掟”、“御法度”或明或暗存在着，但运作基本还是有效的。但当变革的时代到来，特别是当变革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规则的坚守，以国会派阀、“族议员”和官僚集团组合形成的反对改革的势力，成了日本社会转变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面临着时代变革要求的巨大压力，保守阵营内部出现必然的分裂。理解了这一脉络，我们才可能理解取代自民党上台的细川护熙内阁何以会积极推动通过《政治改革相关法案》，理解《中央省厅等改革相关法案》的出台，理解小泉纯一郎推进邮政事业民营化、道路公团民营化为什么面对巨大的阻力，理解身为自民党总裁的小泉纯一郎何以要“砸碎自民党”。
3. 第三种势力的抬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平成日本政治，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演变过程。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第三种势力的成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势力，是指区别于原来在日本政坛风云一时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之外的政治势力。这部分势力是最复杂且最难把握的，也是真正掌握着日本社会未来变数的力量。一度整合这一力量取代当年的日本社会党登场的是日本民主党。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的308个议席和鸠山由纪夫内阁启动时70％的支持率都是这一力量的集中展现。而2013年底野田内阁下台，不仅标志着民主党执政的失败，也标志着这一力量遭遇了重大挫折。民主党执政失败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内部力量因为匆匆组合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很多代表性政治家都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他们交给民众的试卷是不合格的，甚至被看成是“负数”。有人给2014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做出评价说，是在零和负数之间，大家选择了零。尽管如此，对于日本政治的变革之路今后的走向，第三种势力如何演变，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二）经济方面
平成时代也是日本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经济正处于最高区域。翌年11月，泡沫经济就开始崩溃，日本经济也从此进入调整期。“平成萧条”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
泡沫经济以“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元升值为转折点。为援助苦于海外资金的流入与日元升值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日本国内投机热潮涌动，大量的资金涌入股票与房地产市场。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创下最高纪录38915日元。仅仅五年期间，股指暴涨了两倍。与此同时，日本大都市地价也飙升了两倍。问题在于，这种远离实体经济支撑的上升趋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以1990年日本采取抑制景气政策为分水岭，日本的股价与地价纷纷暴跌，支撑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出现危机。以土地作抵押的巨额贷款，伴随地价下跌而变为不良债权。银行则因拥有大量的不良债权而陷入经营危机。面临困境的各大银行开始控制融资，这又引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连锁性企业倒闭，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调整和迟滞状态，发展非常缓慢，而结构改革、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等成了报纸和杂志经济版的常见词语。今天，尽管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理已近完成，日本经济开始向新经济体制转换，但时移世迁，日本经济已经很难重新找回80年代的繁荣。
平成时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经济竞争，日本如何从原来的“出口加工”的旧“型”中走出来，依靠其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找到新的发展道路。从多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条充满未知和艰难的道路。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打出“安倍经济学”的旗帜。日元贬值、增税等，对缓解日本经济的迟滞发展有一定效果，但他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是否真的长期有效，还有待时间的考量。
（三）文化转换
从文化领域看，平成日本也显示出转换期特征，拥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从大的方向上用一句话概括之，可以说是由“1955年体制”的“左”与“右”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日语中有一个词叫“空気読め”（Kuuki Yome，“感受氛围”）。社会氛围一如空气，看不见但无所不在。言及日本社会整体气氛的变化，让笔者回忆起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我的观点多年来并没有变化。50年代我这么讲，今天也还在这么讲。但是50年代在日本听我讲话的说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左派。我没有变，但是社会变了。”进入平成时代后，日本社会左翼学者阵营急剧缩小， 相对消沉，而变革时代引发社会思想动荡，民众要求社会变革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权威政治的需求。日本民众强烈期待有强人政治家登场改变社会，这种社会气氛正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
民族主义在冷战格局下一度退居次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结束、两极结构瓦解，在新旧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民自我认同都面临剧烈的改变。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释放空间。东亚地区也处于民族主义思想活跃期。平成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上升期。这一变化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相联系，在东亚，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诸国之间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连续的剧烈变动。
综上所述，和昭和后期相比较，平成时代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的。使用文化论的话语概括之，就是曾经让日本成功完成经济起飞的“1955年体制”的“型”，在诸多压力下不断被打破。我们说“压力”与“破型”是理解这一时代的关键词，根据就在于此。
既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平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与前一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特征，那么我们今天的当代日本历史研究，理当从平成时代社会实际出发，用新的问题意识思考，并对当代日本社会做出研究和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