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泡沫的崩溃与三组矛盾
中曾根康弘在2000年的著书中，把日本的衰微局面概括为三个泡沫的崩溃：（1）政治泡沫的崩溃。自民党分裂和由于金丸信问题（金丸信，日本政治家，1987年曾与竹下登联手组成日本自民党内最大政治团体“经世会”，并任会长。1992年，他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而辞职，又因偷税漏税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因为金丸信受贿偷税丑闻的负面影响，自民党在1993年7月18日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所获议席未过半数而结束了一党长期执政达38年的历史，自民党也由此分裂。）等带来的政界的“失序”。首相走马灯一样变换，政局缺乏安定感。（2）经济泡沫的崩溃。现实中金融机构和企业面对长期不景气，正在苦战。（3）社会泡沫的崩溃。从财界到政界、从警察到自卫队，都有贪污问题。每天看新闻，总有恶性犯罪事件和青少年犯罪事件，还有“援助交际”问题。对于价值观认识的变化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医治战后文明病，欧洲有基督教作为文明的基础，但日本没有。中曾根康弘认为，战后在日本流行英国式的功利主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总之是以经济为中心，个人至上的思想甚嚣尘上，而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耻感文化、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越来越欠缺。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或国家，一言以蔽之对集团、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被弱化。他认为，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国民，应利用电视和报纸来加强被弱化的日本固有的思想。中曾根康弘所讲到的三个“泡沫”，实际上概括反映的就是日本社会的“1955年体制”这一“型”中的主要问题。
作为平成元年的1989年，是世界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世界史由此进入了大转折时期。以柏林墙被推倒为标志，二战后长期存在的冷战格局终于走向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美苏两极的政治对立结构也走向终焉。历史急剧地告别东西两大阵营划分的格局，整个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有三组主要的矛盾关系：（1）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的阵营之间对立以及两者之间力量的消长，对于整个东亚历史、日本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构成了平成时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大环境。（2）日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的展开有一个反反复复的具体过程。第一个反复过程起点是日美对抗性矛盾。1945年战争结束前，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敌国，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属于对抗关系。日本被占领后，这一矛盾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度由强转弱，日美之间也由对抗转变为协作。第二个反复过程是围绕国际利益形成的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对立，是在同盟国的框架下通过协调和政治让步等展开的。在1989年这一时点，这一对立由于日美经济摩擦再度处于由弱变强的阶段。此后伴随中国的崛起，日美对抗再度由强转弱，由对抗转变为协作。（3）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这一组矛盾关系因为牵涉国家众多，层面比较复杂，变化也最为激烈。这三组矛盾互相关联，互相扭合，整个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与这三组矛盾密切相关。
日本是冷战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是享用冷战红利最多的国家。战后日本的重建过程，是日本成功利用大的国际形势为自己营造出最佳发展空间的过程。1945年战败之初，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重重。国内工厂、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大部分毁于美军轰炸，600多万人自海外回国，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但是，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在远东战略地位提升，很快与美国之间调整好关系，完成了从敌手到伙伴的转变。战后日本把加工贸易视为立国的经济政策，克服了国土狭小和资源匮乏的劣势。特别是借助朝鲜战争中为美国和韩国提供大量的纺织品、钢材等军用物资供给以及各种用于韩国复兴建设的材料这一机遇，迅速完成了战后重建工作。到1955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及矿产工业生产额等大体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政府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宣布“已不再是战后”。借助这一先行优势和冷战时期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优势，从1955年起日本经济开始起飞。1960年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为目标，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4年成功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迅速推进横贯日本的运输大动脉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本经济以高速增长为目标，正式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并连续实现年均9%的高速增长。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至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克服日元升值和日美贸易摩擦中高歌猛进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国内投机热潮也迅速升温，尤其投资股票与房地产大行其道，泡沫经济走到了顶峰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收购了被誉为美国颜面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并在艺术市场抢购梵高、毕加索等全球名家的美术作品。“大国梦”和“说‘不’”作为热词在日本媒体上频频出现。
然而，冷战结束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身处东北亚的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原有的特殊地缘位置所带来的地理支撑意义弱化。这直接导致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为了对抗潜在的“威胁”，日美安保关系依旧存在，但美国在日美关系上越来越不愿意为了国际政治利益而牺牲本国经济利益，而是开始强调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前述第二个矛盾——日美之间矛盾就此出现，贸易摩擦加剧。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时间很长。自70年代后期起，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为改善贸易失衡，日本不得不推进钢铁、汽车等自主出口限制措施，并以下调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等手段，促进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行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动日元升值。从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为克服连年的贸易赤字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开始，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兑换美元的比价逐渐攀升。进入90年代，美国更加力“敲打日本”。到1995年，日元兑美元升至1美元兑79日元。日元不断升值从根本上打击了依靠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中美日之间形成了新的复杂关系。这给习惯于获取渔翁之利的日本政治家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是“中国威胁论”最有市场的地区。为了联手对付迅速发展的中国，日美安保关系确实再次得到强化。但中美关系不是纯粹的对立关系。所以，尽管很多日本政治家仍然一厢情愿地使用冷战思维来考量中美关系，期待把中国推到当年苏联一样的地位，但其有效性显然是极其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国外交日趋成熟。今日的中国外交早已摆脱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归的僵化态势而充满弹性，中美关系与中欧关系并没有走向对立，而是一直朝着建设性的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
构成平成日本社会发展的第三个矛盾关系，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对于日本经济构成极大冲击。以改革和开放为口号，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一直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冷战的结束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80年代末，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经济发展已经引起世界瞩目，进入90年代，更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加入到快速发展的序列。近年来，越南、缅甸成为投资热点。在国际政治组织方面，1994年，东盟决定扩大成员，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先后正式加入东盟。东盟的成功扩大，是东南亚地域经济成功整合的标志。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整体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经济总量也达到空前的规模。对于日本而言，尽管在资本、管理和技术领域依旧维持相对的优势，但在强敌环伺的背景下，5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发优势和依靠冷战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优势形成的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与全新的世界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平成时代过去的26年，日本经济的缓慢以至于停滞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个面对巨大压力不断自我调整的历程。这一历程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冲击互为表里。平成年间日本经济的停滞，不仅降低了日本在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这一局面是与昭和后期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