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１２月１日电（记者蒋芳）人数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两国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分歧点和争论点。１９８３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孙宅巍，将毕生精力放在了“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上。
１９８３年从党政机关“归队”到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孙宅巍，最初并没有以南京大屠杀为研究方向，但１９８２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着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建馆、立碑、修史”，刚到研究所不久，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的孙宅巍就被安排去参与了这一重要工作。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３０万人虽然早有法庭判决，但日本右翼不断质疑。作为历史学家，我觉得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是势在必行的重要的工作。”他说，想要得出这一数字，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但第一种方法已难以实现，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亲眼目睹到底被杀害了多少人，日军自己即使掌握这一数字也绝对不会公布。
那就只有数尸体了。这一数，就是３０多年。
“研究埋尸记录３０多年，就好像我用这么长时间在挖一口井，或许也有人中途来挖一铲子、刨几下，但一定没有我挖得深。”孙宅巍说，一开始，他通过对三种渠道的研究发掘相关信息：一是社会慈善团体和私人，因不忍目睹惨状，基于社会公德将遇难同胞尸体掩埋；二是伪区政府为整理市容，防止瘟疫，对尸体进行了掩埋；三是侵华日军为掩盖血腥暴行，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实行毁尸灭迹。“当年的埋尸队都留下了记录，尤其是慈善团体，他们是埋尸的主力。”孙宅巍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学术界整理的埋尸记录为：慈善团体（４个）共掩埋１８．５万具，市民掩埋队（３个）共掩埋３．５万具，伪区政府（２个）共掩埋６０００余具，共计２２．６万具。
而随着相关专家，特别是孙宅巍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又有一批极具价值的埋尸资料被发现，从而使已知的参与埋尸的慈善团体增加到８家、市民掩埋队增加到４支、伪区政府增至４个。资料汇总显示，各慈善团体收尸１９．８万具、市民掩埋队收尸４．２万具、伪区政府收尸６０００具（扣除交叉统计部分），总数已达２４．６万具。
“这仍然是不完全统计。”孙宅巍表示，考虑到有相当数量的尸体，由于种种原因，如被亲属个别掩埋，于藏尸洞内未被发现，或虽被有组织掩埋但档案资料散失，未被统计到任何一种处理尸体的数字之中等情况。据此综合考查，应当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２０万人以上”；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被害总数达３０万人以上”，均是有充分根据的。
２００５年，孙宅巍出版《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该书有关埋尸的部分，汇集了他对遇难人数的最新实证。但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他又发现一份《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筹办掩埋尸体计划书》（１９３８年５月），该计划书称：“查本市城厢附郭一带仍有暴露之尸体约五万余具，虽有相关组织担任掩埋工作，但亦限于经费，未能悉埋。”这说明至１９３８年５月，南京城厢附郭一带还有５万具尸体等待掩埋。而以往的埋尸统计，大体均是截至１９３８年５月。不过，在这份计划书制定后，这５万具尸体究竟是如何收埋的，便再无下文。
孙宅巍认为，如果这份计划书的内容，能够得到其他档案资料的支持，予以确认，那么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及其规模的估计。
虽然执著于计算“数字”，但孙宅巍心中更为遇难者名单的缺乏耿耿于怀。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一直以来与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对死难者名单的补课，是中西方一切受害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这些囯家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追求。”孙宅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始终认为“人数问题”从学术层面上是可以讨论的，不是说要去跟日本右翼打什么口水仗，而是要立足自己，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