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施怀庚
我的老家在安徽桐城，我的父母亲早年到南京谋生，在萨家湾种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两岁时，我的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施化氏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将我抚养成人。我小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去了上海路科发大药房南京分房做学徒，药方的经理是德国人，一个月发我6块工钱。我在那里做了不到一年，日本人来了。先是用飞机轰炸，由于药房是德国人的财产，挂着德国旗帜，而五台山一带又是外国产业集中的地区，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我仍一如既往地活动于药房里。后来，局势紧张起来了，德国人走了，药房的其他人也走了，我留在那里看房子，工钱仍是6元一个月。
我的老伴郭惠英与我同年，当年因为局势紧张，她的父母不放心把她放在家中，就托亲戚将她介绍给我，我们连喜酒都没办，就在永庆里匆匆结婚。当时，永庆里已经被划为难民区，有10多个难民搬到那里避难，我母亲也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两年后，母亲去世，享年51岁。
12月13日，南京沦陷了。有两个日本兵拿着手枪，到我们的住处搜东西，如食品、家禽等，有一个年轻人跟在他们身后，挑着日本兵搜来的东西。当时，我的妻子和其他妇女都用黑锅灰抹在脸上，用破布包着头，以免遭到日本兵的毒手。日本兵在我们的住处没有搜到东西，就叫我与那个年轻人一起，跟着他们到隔壁的金陵神学院宿舍搜东西，见到鸡、鸭，就让我们去抓，然后又接着搜东西。两个日本兵搜到不少东西，让我们两个挑着东西跟在他们后面去部队营房。半路上，那个年轻人蹲下来装作拔鞋子不想走了，日本兵看见了，怀疑他想逃跑，随手举起枪，“啪”的一声，那个年轻人就被打死了。我顿时吓昏了，只得老老实实挑着东西跟着他们走，到了汉中路日军部队的营房，我把挑的东西放下，然后指指肚子，意思是我饿了想回去吃饭，日本兵挥手就让我走了。
我一路回家，心想此次侥幸未死，我快走到住处时，看见我的母亲正站在大院栏杆边等我回来，她看到我平安回来了，眼泪直流，终于放下心来。我将日本鬼子将那个青年打死的情况告诉母亲，如果当时我有什么不好的举动，也就完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在我挑着日本兵抢来的东西跟他们走时，一路上，我看到很多被日本兵打死的中国老百姓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日本兵经常到我们的住处，寻找花姑娘、抢东西，住在永庆里6号的难民共有10多个，难民们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妇女们更是如此，脸上抹着灰，身上穿着破衣服，头上扎着破毛巾，防止日本兵的侵害。我听说江边死了很多人，还听说附近有几个妇女被日本兵奸污了，过了几个月，我看到被日本兵奸污的妇女肚子大了起来，心里真是不好受。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在各城门都派兵站岗，中国人进出城门都要向他们鞠躬，骑车也要下车向他们行礼，否则就要挨耳光。有一次，我骑车经过城门时，没有下车行礼，被站岗的日本兵喊回去打了一记耳光。
难民区解散后，我仍然住在永庆里6号照看房子，药房的德国经理每个月邮寄6元工钱给我。6年后，德国海通社的人前来接管房子。后来我在海通社打杂，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搬到了广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