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永兴
日本军队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当时我家住在张家衙十九号，职业是裁缝。我家中有六十二岁的父亲，六十一岁的母亲，二十一岁的弟弟和十九岁的妻子，共五口人。我当时二十四岁，那年八月份结的婚。冬月初十上午，我们全家搬到了大方巷十四号后面的难民区。
冬月十四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了进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求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因不听日本兵的命令而遭到了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东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三十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快黑时，广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六个至八个人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我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十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有用马拖着的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后面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经黑了，月亮也已经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面跳，我和弟弟也跳了下去。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面扔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的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失散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弟弟。我随水漂流到军舰旁边，后来我又被波浪冲回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划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的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之后，日军又向尸体上面浇汽油，纵火燃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面，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边爬上岸来，看到侥幸活下来的人不足十人，岸边的人，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当时，我在江里泡了一夜，全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我换了一身死人的衣服，爬到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里面，在洞里面躲了一天，一天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又饥又渴，（冬月十五日）天快黑时，我又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由于不识路，只好乱跑。我跑到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不少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我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烧茶做饭，直到阳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才回家。
我弟弟被抓走后，我父亲常常拄着拐杖含泪四处寻访，但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在那次屠杀中被杀害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在中山码头搞大屠杀的是日军中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