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津沦陷遭殖民统治
1937年7月2９日凌晨驻天津的中国守军在发出“守土有责”的通电后，即向驻津日军发起了攻击，打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主动进攻的第一枪。战斗异常壮烈，在天津人民的支援下，打得日军几乎只剩招架之力。但随着日军兵力不断增援，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敌我态势发生变化，中国守军不得不于29日下午撤退。在经过日军机连续轰炸后，7月30日天津沦陷了！8月1日，日伪汉奸政权“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开始了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
天津沦陷后，日军部队大量进驻天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津日军有：本间部队、宫岐部队、山本部队、加藤部队、清水部队、山口部队、舟山部队、濑户部队、圣理部队、小山部队、朝井部队等近20支部队，坦克、航空、炮兵、骑兵、运输、化学、通讯、机械化、军犬等兵种一应俱全；除日军驻屯军司令部外，还设有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警察署、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等常驻军事机构。天津日伪政权以军事镇压为依托，从思想、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对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市区，日军利用宪兵队、警察署和特务组织以各种手段残酷镇压抗日爱国民众，无数人惨死在日军的监狱里、刑场上或特务暗杀的枪口下，还有很多人失踪后不知所终。在周边地区，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各种灭绝人性的大小惨案59起，妄图以“清剿”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许一些上年纪的老人现在还能记得当年被日军杀害的天津知名爱国人物，如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益世报》经理生宝堂、《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电话局总工朱彭寿等，他们的故事当年在天津广为流传。
日伪政权利用“新民会”等组织及其所控制的汉奸报刊、广播、电影等，大肆宣传“大东亚共荣”思想，妄图从思想上控制、麻痹人们的精神，以巩固其殖民统治。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对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经济上，日伪政权通过建立各种名目的“统制会”，将工农业原材料及其产品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物资全部控制起来，没有这些“统制会”的许可，各种物资不准进出和买卖，如果一旦发现“非法”经营，就会被关进宪兵队监狱，绝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在日伪统治下，大米白面成为军用品，老百姓只能吃“配给制”配给的难以下咽的杂合面、五合面等，如果发现中国百姓偷吃大米白面便是死罪，因此而惨死在日军刺刀下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特别是在“强化治安”运动中，日本为维持其不断扩大的战争需要，将天津作为其军需基地，一方面疯狂掠夺各种经济资源，另一方面更加严控各种物资，同时逼迫天津人民“献金献铁”，实行“自肃自励”、“节约奉献”、“勤劳奉仕”，对天津人民进行残酷压榨，人民生活无比困苦。很多民族企业被挤垮破产，大量失业群众流离失所，惨状无以描述。
为加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以及开发日本本国资源，日伪政权还利用汉奸袁文会组织的大东公司及其他抓捕劳工机构，在华北地区大量招募、抓捕华工。据档案资料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天津招募、抓捕、转运的劳工约73374人，而战后回国的劳工人数只有22832人及1516具劳工骨灰。
为毒害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从“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便在天津大量开设烟馆、土膏店、制毒工厂、妓院、赌场等。据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统计，“七七”事变前，“在天津有日本侨民5000余人，据说70%从事吗啡等违禁药品的批发业务”，“（日）租界有烟馆70家，另有100家卖鸦片的商店。”天津沦陷后，到1939年全市有土膏店233家，1940年有大烟馆237家。而妓院在天津沦陷后增加更快，仅南市地区就有三四百家，占全市总数的75%，从业人数达5000余人。日伪政权不仅利用鸦片、娼妓毒害天津人民，还强征慰安妇为日军服务，当时天津的军人俱乐部、同文俱乐部、东站会馆等就是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日本租界是天津藏污纳垢最甚之地。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天津人民历来有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天津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如1937年天津沦陷后天津电话局三分局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抗交”斗争；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天津“民先”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由热血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杀奸团”进行了多次暗杀汉奸的行动，对汉奸起到震慑作用；火烧日军军需仓库、日本商店等抗日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其中还有一次是日本反战军人火烧日军仓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天津周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增强，他们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从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中，读者也许不难理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天津人民那种无比喜悦而又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