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营建侵华桥头堡
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4年的财政收入，遂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急剧膨胀，开始积极谋划并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中。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军充当了攻打天津的急先锋：在攻打大沽炮台的战斗中，日军首先攻占了石头缝炮台，进而抢先攻入大沽北炮台；在攻打天津城的战役中，日军首先攻占了海光寺西机器局，然后又以乔装打扮方式用炸药炸毁天津南城门，引导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城，致使天津惨遭屠城厄运。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军驻扎海光寺西机器局，开始了长达45年的驻军历史，将海光寺变为名副其实的侵华基地、桥头堡。海光寺原是天津著名寺庙之一，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在这里签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为扩建天津机器局，将海光寺改建为以生产枪炮为主的天津机器局西局，天津人也称其为铸炮局。1900年日军占领后将海光寺彻底夷为平地后建成兵营，并设立了日军中国（支那）驻屯军司令部，首任司令官是陆军中将大岛久直。当时日军驻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兵力，乃至以后驻华北的兵力，全部由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调遣。日本之所以如此看重天津，是因为天津不仅是华北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北方的水陆交通贸易枢纽，并拥有广阔的资源腹地，是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将其视为进占中国的战略立足点而苦心经营。1926年日军炮舰在大沽口寻衅炮击冯玉祥国民军，制造了“大沽口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天津增派军队，以后又多次以各种借口向天津增兵，扩大驻军兵力，妄图将天津变成以武力威慑北京政府、进击东北的军事基地。1928年日军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华北的野心，在海光寺以南的八里台修建了军用机场，以后不断扩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拆毁。
日本将天津营建为侵华兵站基地和桥头堡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是处心积虑。日本自1875年开始在天津设立领事馆，以后随着天津在日本侵华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领事馆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02年升格为总领事馆，青岛、济南、太原、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都由天津日本总领馆管辖，成为日本控制华北地区的中枢。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于1922至1924年在天津担任过总领事。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本于1898年在天津设立了日本租界，以后不断扩张，至1903年天津日本租界面积达21５0亩；至1937年日本在天津占有租界以外的土地面积达10700余亩。日本租界内设有警察署、宪兵队、居留民团等机构，以及以各种面目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本警察署、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成为残酷镇压天津人民的血腥统治机构。
1931年11月8日，仅仅在“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日本就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变”，天津人称之为“便衣队暴乱”。这次暴乱是由战后被国际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这场暴乱先后发动两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晚10点半开始，时紧时松地持续到20日中午；第二次是11月26日晚到27日晨。参加这场暴乱的“便衣队”暴徒都是由在津日本浪人及其爪牙招募而来的土匪汉奸、地痞流氓、赌徒烟鬼、散兵游勇等无耻之徒，共两千余人。他们在幕后日军的指挥下，全副武装从日租界冲向位于今河北区的省、市政府及公安局等要害机关。天津保安队对便衣队的暴乱给予了坚决打击和镇压。便衣队虽有日军枪炮，甚至装甲车撑腰，但始终未能得逞，最终被保安队镇压下去。在这场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暴乱中，天津一万多户贫苦居民流离失所，房屋财产损失严重。暴乱期间天津交通断绝，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市面萧条，给天津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日军制造这场暴乱虽然未能将天津变为第二个沈阳，但至少实现了三个预定阴谋：一是趁乱将蛰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皇帝；二是制造事端，牵制国内国际视线，掩盖其攻占黑龙江的军事行动；三是迫使中国守军退出天津，使天津成为不设防城市。从“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变乃至后来的“七七”事变等实例中不难看出，不遗余力地策划阴谋，制造事端，进而挑起军事冲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所使用的一贯伎俩，因此人们对日本右翼的野心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这样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