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追问的力量
“第一次下要塞考察后，我就下决心要搞清楚这个事儿。作为生长在这里的中国人，日本人修了这么大的工事，我们都搞不清楚，也太麻木了！”
讲起自己调查研究东宁要塞近20年的经历，坐在对面的宋吉庆显得有点激动。宋吉庆曾任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而头发花白、黑黑瘦瘦的他看上去却更像一位农民。
记者先后奔赴南京、阜新、抚顺、东宁等地不同类型的“万人坑”遗址察访，其间，接触了很多像宋吉庆一样拥有满腔热情的基层工作者。他们有些是职业学者，有些则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但是为了日本侵华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上山下河、长途跋涉，还常常自掏腰包。
“那个时候我赶上事业高峰了，做过最大的事儿就是对东宁侵华日军遗址的调查。”说到这里，宋吉庆眼睛里透着由衷的喜悦。
“搞清楚这个事儿”，正是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推动着有关“万人坑”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还原那段屈辱历史，告慰不幸遇难同胞。
追问是研究的动力之一，如何在追问的力量中不断探索、深入研究？
辽宁省抚顺市社科院副院长王平鲁告诉记者，有关平顶山惨案的研究，他们计划将研究视角置于当时的国际社会，但受研究力量和资料所限，目前仍存在很多困难。他希望能和相关院校、研究机构就这些问题展开合作。
记者观察到，地方上常常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囿于各种因素，在研究力量、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而各大高校和省级以上研究机构，往往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源。如何打破两者之间的藩篱，使地方发现的新资料能够及时为学术界所了解和研究，同时将前沿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尽快应用到基层工作中？这恐怕仍需学术界付诸切实的探索和行动。
声音
步平
这些年来，在日本侵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学界、档案部门、出版部门做出了积极努力，已发掘、披露、出版了相当多的证据资料，现在的问题是普及面不够广、影响力不够大。发掘、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利用现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工作更要做下去。深入研究，不是简单地披露史料，而是对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对比、去伪存真，从多角度、多维度对史料进行分析。中日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并不完全重合但也不完全分离的层面上，其中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基础。
有许多地方的研究者或爱好者从事着包括“万人坑”等日本侵华罪证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这是我们民族和社会成长的标志。我们应当提倡从关注身边的历史入手，从地方历史的研究入手，进一步扩展视野，关注更宏观的历史问题。所谓“门外汉”，只要真正用心，就可以进入门内。何况“一切科学都是历史学”，历史学领域本身就很宽。但同时也应注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仅凭热情和兴趣是不够的；要产生真正科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在理论修养、专业训练与资料积累方面下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宋吉庆
对“万人坑”等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基层工作者和民间业余学者参与其中。不少学者从事地方研究，对地方上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做村头调查等常常要依靠基层学者甚至民间业余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地方情况和档案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而基层学者能够接触到的研究资料比较少。到省级以上的档案馆、资料馆查阅资料很困难，没有熟悉的人介绍，很难看到相关资料。一个日本朋友给了我一份在东宁进行化学武器测试的报告，显示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在东宁设有支队，我想去档案馆查询相关信息，至今没能查成。希望档案管理部门能够完善档案管理查询机制，提高支持科研、服务社会的职能意识。
与此同时，一些大的报纸、学术杂志的刊发要求很高，基层工作者将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传播和介绍到学术界也比较难。
——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傅波
日本侵华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日本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有历史污点的国家。7月1日，其又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就不仅仅是右翼势力抬头的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从被侵略的一方看，中国受害者没有得到慰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全部公之于众，地方社科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多做工作。
——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
（记者 耿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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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三种类型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侵华时期的“万人坑”，按其成因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所致，如南京江东门“万人坑”、辽宁抚顺平顶山“万人坑”、山东济南琵琶山“万人坑”；二是日本侵华时期修筑大型军事工程或其他设施造成大量劳工死亡所致，如内蒙古海拉尔“万人坑”、黑龙江东宁要塞“万人坑”；三是日本侵华时期疯狂掠夺各类矿产资源，施行野蛮的“以人换矿”政策， 造成各类劳工大量死亡所致，如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万人坑”、吉林辽源矿工墓“万人坑”、山西大同煤峪口煤矿“万人坑”、安徽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