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掘
抢救史料是和时间赛跑
随着幸存者、知情者纷纷年迈辞世，遗骸逐渐消失，对“万人坑”进行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方面对“活资料”要加快抢救步伐，另一方面对遗骨遗存等证据资料要加紧收集整理。有学者说，对“万人坑”资料的调查发掘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宋吉庆是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身为东宁人的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经常看到劳工坟附近裸露的人骨，现在这些骨头已经风化消失。宋吉庆口中的劳工坟，源于关东军要塞的修筑。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曾在中苏、中蒙边境构筑了17个筑垒地域，形成5000多公里的要塞防线，日军称其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顿防线”，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防线，也是20世纪亚洲最大的军事工程。巨大的军事工程背后，是无数无辜殒命的中国劳工。
一些地方工作者已开展对幸存者口述史的整理工作。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的劳工和知情者越来越少。宋吉庆告诉记者，为防止泄密，日军通常会屠杀所有修建核心机密要塞的劳工。他曾和黑龙江大学合作，对200多位幸存劳工进行口述史调查。得知当年有一个小孩在修筑机密要塞的屠杀中幸存，宋吉庆万分激动，当他辗转找到这位幸存者时，老人刚刚去世。“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采访过一个修筑机密要塞的幸存者。”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言及此处，宋吉庆依然满脸遗憾。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李秉刚对“万人坑”问题颇为关注。他告诉记者，对“万人坑”较为专业的研究、整理、鉴定还显不足；特别是涉及经费问题，所在厂矿企业一般无此项开支，致使保护无法达到标准，有的地方如淮南、辽阳弓长岭等“万人坑”损毁严重，只剩下一些碎骨。对此，李秉刚建议，由文物保护部门介入，对已发掘的“万人坑”进行保护；对尚知确切位置但未发掘的“万人坑”进行探查，否则随着时间流逝，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遗骸也会因长期埋葬而化为泥土，尸骨无存；对部分典型的“万人坑”应由考古专家介入勘察，出具相关鉴定报告。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傅波认为，“抢救活资料这项工作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应列入大学、研究机构的科研规划之中。”
深入研究
搜集资料要拓宽途径
“‘万人坑’遗址是文物，也是固化的罪证，是铁证，所以我们从考古学、民俗学、法医学和法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将其作为学术成果来发布。”王伟民告诉记者。
王伟民提及的这次发掘是1998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的一次主动发掘。1984年囿于当时的遗址保护意识，在发掘中遇难者遗骸被清理出来，待场馆建成后重新摆放陈列。此举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百般挑剔和攻击。为了更好地保留遗址原貌，留存更多信息，纪念馆将1998年发掘的7层叠加、表层分布208具遗骸的遗址原址原貌保存。除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从考古学角度判断遗骸性别、死亡原因、所处位置外，还请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介入，判断其是否正常死亡，并对遗骸骨密度进行了分析，判断死亡时间正是1938年前后。与此同时，全部过程由南京市公证处公证。
“通过司法介入，我们对遗骸的保护进行公证，对幸存者的采访进行公证，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证据在保留。”王伟民表示，这应该是多学科协作研究“万人坑”问题的范例。
实际上，从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对“万人坑”开展的研究很少。20世纪70年代前后，对“万人坑”的发掘和展览达到一个高潮，但很多实地发掘并不是由专业考古学工作者做的。赵春芳告诉记者，当时基本上是根据幸存矿工的记忆确定“万人坑”的位置，实际发掘工作也是由矿工完成的。还原“万人坑”遗骸信息，则主要通过遗骸呈现的样貌、遗留的伤痕进行判断，通过法医或考古学进行鉴定的情况也极少。有学者表示，在考古学研究中，从生物考古学角度对遗骸进行分析主要集中于年代较早的标本，对近现代时期的“万人坑”遗骸进行化验研究的确实不多。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张全超倡导对“万人坑”开展法医考古学研究，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万人坑”遇难者遗骸的信息采集工作还存在大量空白，尤其是充分提取遇难者遗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别、年龄、创伤、病理、死因分析等。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均未开展过系统的法医考古学调查，随着时间推移很多遗骸已出现虫蛀风化现象，相关研究或面临重大历史证据的损失。
全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万人坑”？目前国内还没有确切统计。甚至可以说，学术界对于“万人坑”深入研究远远不够。李秉刚曾做过辽宁境内“万人坑”的调查，他告诉记者，东北三省的“万人坑”数量难以确切统计，只能说凡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使用了大量劳工的大型煤矿、铁矿、镁矿等矿山及大型工程中，都有“万人坑”。其中在边境要塞工程中，因当时日军严格保密，极少有集中埋葬劳工的场所即“万人坑”，绝大多数都抛尸荒野，任野兽撕扯吃掉。李秉刚说，在辽宁境内，1931年后形成的较大的“万人坑”约34处，死亡人数超50余万。吉林、黑龙江没有统计过，但据他所知，吉林的辽源、石人矿、老头沟矿，丰满水电站工程，黑龙江的鹤岗煤矿、密山（鸡西）矿，黑河的纳金口子道路工程，以及沿中苏边境的17处要塞，每处都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万人坑”。
深入研究“万人坑”，需要拓宽资料获取途径。李秉刚告诉记者，当前国内能找到的日本人留下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发掘出的关东军司令部宪兵队的档案残卷，更多的信息很可能在日本国内。按照国际惯例，很多档案已经解密。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在华企业的档案，个人日记、回忆录可以利用。他表示，除深入发掘研究已有资料外，到日本搜集相关资料亦十分必要。
史学何为
为国家、民族担起责任
“这些问题我们这代人说不清楚，后人想研究明白就更困难了。”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很多学者坦陈的心声。
历史的焦点应该是学术的焦点。像“万人坑”这样浸透了民族血泪的事件没有得到适当的聚焦，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缺失。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曾谈到，历史研究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是一种无可推脱的历史责任。因而，类似“万人坑”这样极其紧要、涉及重要历史证据与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历史焦点，学术界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与投入。
从研究方法来说，史学研究不能光钻入故纸堆内，埋首象牙塔中，反而忘记了离开我们不远的历史。金冲及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代人应研究当代史这一问题。柏格森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五分钟，你就会顿时懂得它了。像“万人坑”这样去之不远、身历者犹在的历史焦点，的确有必要给予深度聚焦。
对日本侵华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屈辱过往的全面研究，既是个人的学术事业，更是学者追问历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尤其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略历史、歪曲历史真相的丑恶行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用扎实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广泛的宣传，让白骨能控诉，令尸骸而不朽，精研取义，长歌当哭，就尤为义不容辞，责任重大。
在“万人坑”的累累白骨中，不但要筑起控诉日军暴行不可移易之铁证，而且要树起中华民族史学研究的大义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