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2000—2009年的研究状况
(一)日本研究状况
2000年11月至2001年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的诉讼的法庭审理中,先后有6名日本学者以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及其证词《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被害》[35];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及其证词《从日本方面的文书记录看731部队的细菌战———以〈井本日志〉为中心》[36];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中村明子及其证词《中国发生的鼠疫与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以1941年常德细菌战为例》[37];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及其证词《湖南常德日军细菌战的被害状况———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加以审视》[38];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及其证词《从日、美、中历史资料证实731部队的细菌战》[39];日本资深电视新闻记者近藤昭二及其证词《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掩盖》。[40]这些学者递交法庭的证词,实际上也是十分严谨的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论文。2001年近藤昭二、松村高夫著《关东军“特殊输送”解说》一文,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特殊输送”问题的深入研究。[41]
2006年,西里扶甬子发表了《关东军宪兵队的“特别输送”》[42],近藤昭二发表了《各国关于731部队的调查与研究现状》。[43]聂莉莉出版了《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由日军细菌战带来的伤迹》一书。[44]2009年,上田信出版了《鼠疫之村———731部队细菌战和受害者的经历》一书。[45]
2003年,关注日军细菌战问题20余年的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将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大量关于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以及多种英文的相关资料,制成电子版的《CD—ROM版·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unit731:officialDeclassified records),由日本柏书房出版发行,使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史料储积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方便。
(二)美国研究状况
美籍华裔作家尹集钧以4年的调研之功撰著的《细菌战大屠杀》(The Rape Of BiologicalWarfare)一书,于2001年7月由美国旧金山北极光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和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战略规模、对中国和平居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对美国战俘的人体试验以及对美国的细菌战企图等。[46]
2007年1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NARA)解密10万页日本细菌战等二战战争罪行方面的档案[47],存放于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档案馆Ⅱ馆向公众开放。这些解密档案和以往解密的细菌战档案,都经整理制成索引目录以便研究者查找利用。[48]但这次解密档案也只是经过一定选择后的“解密档案”,并非毫无保留的解密。[49]
(三)中国研究状况
这10年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特殊输送”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2001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了《731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吉林省档案馆出版了《“731部队”罪行铁证———特别移送·防疫档案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同年吉林省档案馆张志强、赵玉洁著成《“特别移送”研究》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出版合著《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北学者还取得了对七三一部队研究的其他成果:金成民的《跨国取证“73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赵玉霞的《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彦君的《731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以哈尔滨鼠疫流行为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国学者对日军华北一八五五细菌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2002年河北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当年《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上,分别发表《华北(甲)一八五五细菌部队之研究》和《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两文从不同角度开展了中国学者对一八五五部队历史面目的整体审视。2003年山东临沂文史工作者崔维志等人撰写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以“鲁西十八秋霍乱细菌战”为重点揭露了日军在山东各地的细菌战罪行。2005年内蒙古作家冉炜君著《魔鬼的战车———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一书(昆仑出版社),揭露了一八五五部队在内蒙的细菌战。此前,山西学者对一八五五部队在山西的细菌战活动也进行了考察。[50]2005年,河北省社科院组织编纂了《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5卷·细菌战》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汇集了日军华北细菌战史料200余条。中国学者对日军华中细菌战和一六四四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高兴祖、朱成山的《侵华日军一六四四细菌部队活人试验受害者遗骸的考证》[51],张连红的《侵华日军南京1644部队与731部队之关系研究》[52],徐浩一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53],经盛鸿的《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秘密武器试验与战争实施》[54],丁晓强、何必会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55],张启祥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炭疽战初探》[56],包晓峰的《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57],谢刚的《南京“荣”字1644部队研究1939———1945》[58],谢志民的《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调查研究》[59],谢建军的《抗战时期江西上饶地区细菌战研究》[60],陈先初的《1941年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攻击》[61],陈致远的《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研究》[62],陈致远、朱清如的《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63],罗运胜的《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状况初探》[64]等等。出版的专著则主要有: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幕———2002年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刘雅玲、龚积刚著《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陈先初著《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5],李晓芳著《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吴永明著《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史英著《侵华日军在丽水实施细菌战罪行纪实》(浙江丽水市莲都区政协文史委2005年内部出版)。
中国学者对日军八六○四部队在华南和九四二○部队在滇西的细菌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2005年,沙东迅著成《揭开“8604”之迷———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谭元享编著《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一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福建,杨家茂发表了《20世纪40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一文。[66]2004年,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发表了《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一文。[67]2005年,陈祖梁出版了《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云南美术出版社)一书,该书对日军在云南保山和滇西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给予了揭露。同年,云南省档案馆整理馆藏档案编纂《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搜集了不少日军占领时期滇西鼠疫等疾疫流行的档案资料。2009年张华发表了《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一文。[68]
这10年还有如下研究动态:2000年,由王选等翻译的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所著的《死亡工厂》一书在国内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哈尔滨市社科院成立“731研究所”,同年9月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北南两研究所近10年来分别组织了几次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国内各地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200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人员专程赴美国考察解密的日本二战战争罪行档案,取得了大量“有关日军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生物战研究和实战”的档案文献,并准备“节选重要部分译成中文后,作为《日本军国主义重要文献集》的组成部分出版”。[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