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0年代初的调查高潮和此后冷战时期的零星揭露
(一)1950年代初的调查高潮
伯力审判后一个月,1950年2月1日,苏联驻美大使正式照会美国,要求美苏中等国合作成立特别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七三一和一○○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等人,以及裕仁天皇。[8]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这一照会不予答复。
但是,苏联的立场得到了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积极支持,1950年2月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纷纷刊登伯力审判揭露的有关七三一部队和一○○部队等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的调查报道。[9]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对七三一部队和一○○部队在哈尔滨和长春以及东北各地的活动和罪行进行调查。[10]其调查结果被整理为《关于调查731和100细菌部队罪恶活动的报告》、《关于平房细菌工厂记实》、《关于安达鞠家窑细菌工厂记实》等调查报告。[11]
当时形成了一个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的高潮。这种调查主要是在伯力审判已经揭露的罪恶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增加证据”式的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很大成分是服务于政治上的“声讨”,但还是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如北京的调查发现了伯力审判未知的一八五五部队。[12]1951年3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储华编著的《日寇的滔天罪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一书,该书以《伯力审判材料》公布的日本细菌战罪行为主要内容,结合当时各地报道的相关调查揭露,陈述和声讨“日寇”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该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整体认知状况。
1952年中国向世界舆论控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社会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发现美军使用的细菌武器及其方法,有一些“显然是日军二战中在华使用细菌武器及其方法的延续和发展”。[13]在这一国际调查活动中,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与揭露。
1953年至1956年,中国司法部门陆续对羁押于中国的一批日本战犯进行审讯和审判,发掘出一批颇具价值的日军细菌战资料。有百余名日本战犯供述了他们所知的日军细菌战内情,许多资料补充了《伯力审判材料》的不足,还有一些资料则是新的发现,如一○○部队早期情况、七三一部队的各支队具体情况、一八五五部队及其支队情况、山东霍乱细菌战情况等。这些供词于1989年被收入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成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一书。
(二)冷战时期研究的冷落
进入1950年代中叶以后的冷战时期,中国国内调查研究出现了偃旗息鼓状态,只在各细菌战受害地,由当地政协文史部门等在《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不时登载一两篇相关的回忆或调研的文章。
这一时期的日本,在1956年,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冲破社会的重重压力,出版了揭露日军细菌战黑幕的《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11万字,日本京都市三一书房出版)[14],引起社会关注。此后断断续续有零星的相关揭露著作,如1967年出版的岛村乔著《三千人的活体实验———关东军之谜的细菌秘密兵器研究所》(日本原书房),1973年出版的高杉晋吾著《日本医疗的原罪———人体实验与战争责任》(日本亚纪书房),1980年出版的荟山良昭著《追踪细菌部队的医生》(日本讲谈社)等。[15]但是,这些揭露并未显现出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