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的访谈史料整理
2007年6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收到一封来自江苏省如皋县白蒲镇杨家园姜伟勋先生的来信。信上说,他91岁的亲生母亲周粉英老人,曾在1938年被日军抓入镇上的慰安所,备受凌辱。因为看到报纸上报道,南京唯一勇敢站出来揭露日军“慰安妇”暴行的雷桂英老人病逝,而日本最高法院又终审判决中国的“慰安妇”案败诉,心潮难平。是母亲同意他把自己的事情公开,并希望苏教授亲自去他们家,调查和记录这段历史。他说:中国人,死不完!2007年10月4日,苏智良教授与笔者从上海专程驱车至江苏如皋白蒲镇杨家园村周粉英、姜伟勋的家,探访、慰问老人,进行口述调查,同时寻访当年粉英老人的受害地,并查证了当地知情老人的口述以及文献资料,历时多月,草成文稿。2008年7月6日,老人在家中溘然长逝。谨以此文纪念周粉英这位勇敢而苦难的女性,并向姜伟勋先生致敬。
文献引入
根据《如皋县志》的记载:“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17日,日军板垣师团饭冢旅团二千多人侵占南通。是日,日军飞机于如皋城北门外投弹轰炸,当时的如皋县政府、县党部、县法院等部门撤往李堡(后迁东马塘)。3月19日,日军侵占如皋城,烧杀奸淫,全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①又记载:“日军还到处强奸妇女,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女孩。不少妇女还被先奸后杀。如皋宪兵队长掘内三郎在西门章家祠抓去妓女12人,先剥光衣服拍摄裸体照,然后进行强奸。伪维持会长还强捉民女于长巷东首广雅楼设立‘慰安所’②,供日军奸淫作乐。”③根据县志记载,当时日军驻扎在如皋城内的兵力分配是:如城一个中队八十余人,白蒲镇1938年驻二、三个小队三十余人(1944年后减为一个小队),丁堰镇1938年一百余人, 1940年后三十余人;磨头一百余人, 1943年后二十余人;石庄镇五十余人,新生港等三十余人,林梓5人(后撤),搬经一个小队,等。④
因此,从文献记载看,周粉英老人自述的受害时间1938年秋,正是日军进犯江苏如皋约半年后。当时在如皋各地,日军驻扎有400—500人左右的兵力。而在白蒲镇,日军驻有约三十人左右的二、三个小分队。我们所查证的老人受害地白蒲镇慰安所———原中兴旅馆,现白蒲镇史家巷1号,遗址仍存。
受害者自述
我生于1917年,娘家不在杨家园村,而是在杨家园对面的汶池村。爸爸名周福生,妈妈 名字不知,只晓得大家叫她是“六姑娘”。爷娘没有自己的土地,靠替人打短工,家里很穷。我有4个哥哥,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断下顿。我是第5个小孩子。已经有这么多的小娃了,我又是个女的,女孩长大不能做活养家。家里太穷啊!没有办法,爷娘实在没有米来喂养我了,所以他们在一天早上,悄悄地把我给放到了远离村庄的大路上,希望有人把我捡走,也就是把我给扔掉了。那时我两岁。没有想到,我哇哇大哭,被本村邻居看到了。邻居妈妈是个好心人啊,又把我给捡回了家。又捱了三年,到了我5岁,可以照顾自己吃饭穿衣的时候,家里把我送人做了“童养媳”。
我被送给了对面村庄———杨家园一家姓倪的人家。我离开家门的时候, 4个哥哥都在,大哥小名叫门三,二哥叫门四,三哥叫大松,四哥叫小松。我当时小,不知道哥哥他们正式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公婆家,有两个儿子。公公名倪二,婆婆叫什么不知,人家叫她“等姑娘(音)”,平时人家也经常叫“倪二家的”。大儿子名倪金城,小儿子名倪桂。我嫁的,是大儿子倪金城,比我大5岁,当时我5岁,金城10岁。我们太小不能结婚,要等到成大人了才行。
我婆婆是个能干的人,也比较凶。公公和另外的女子相好了,而且在外面有了自己的小娃,后来就不回家,住在人家那里了。家中没有男人干活,两个儿子基本靠婆婆一人养活,也是非常困难。所以,我和金城结婚并不很早, 1936年结婚,我19岁,金城24岁。
金城对我非常好。从小在一起长大,就像兄妹一样。
结婚之后,婆婆就和我们分了家,我们单过。家里穷,另外砌一个锅灶,自己烧饭给丈夫吃,不和婆婆、金城弟弟一起吃了。我 们住的那个房间啊,就是在原来的茅草屋边再搭出一个斜的坡,泥墙糊了,就算新房。结婚两年后,还没有来得及有孩子,日本兵就打进了如皋。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我的22岁生日,阴历二月二十二,我的娘家妹妹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叫吴群(音),住在本村,那天过生日,正好在她家里,金城在地里干活不在家。当时听得村里人喊,汉奸带鬼子来抓人了,是抓女娃子,大家都逃,我们两个人也赶紧从家里往外拼命地逃,一直逃过了小河,躲进一个绰号叫“土二犟子”的农民家里,他家磨房有个大磨盘,我俩就藏在了磨盘下面。可是,那次是伪乡长的老婆领人帮日本人抓的,就是要抓漂亮的姑娘,花姑娘,她们知道我们,就是要抓我们,推了个木架子车跟在后面的,抓了人就绑上车去。所以,我们还是被抓出来了,没有办法啊。我们的脚被绳子先绑起来,大概是防止我们半路跳车逃走,再让人把我们抬上独轮车上,一边一个放好,再用绳子横七竖八地捆绑住,就像是平时绑上猪赶集去卖一样,就这样推着上了路,一直颠簸了七八里地,把我们推到了白蒲镇上,进了那个地方,一个旅馆。那个时候,旅馆的老板早已逃难走了。
进去以后,我们浑身被捆绑得疼,吓得哭也哭不出来了。我看到,这座旅馆的房间都已经住满了女孩子,我到的时候,已经抓了有约二十个了,当时军营里大概有五十多个日本官兵吧!后来人就更多了,被抓来的女孩共有四十多个。接下来,我们被日本人编了号,每个人的胸前,别上了一个布做的牌牌,白布的底,红色的字,长方形的,有个三寸长,两寸宽。这个数字,不是按抓进来先后的顺序,是按照长相来定,我是1号。这个事大家都知道的。
旅馆里有两三个白蒲镇的女人照顾我们,做粗活,负责给我们送饭啊、送水啊,因为我们不能走出这个大院子,有人看住的。洗澡都是几个人用一个大盆子合起来洗,说没有那么多的热水。洗脸布、洗脚布也是发的,大家通用。
“我是1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的访谈史料整理还有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管我们的、也管收费的妈妈,这个妈妈也是中国人。我们的肥皂、草纸等日用品,是这个妈妈每个月给我们一块两块钱的,让我们自己买平时用的东西,但是常常钱不够用。衣服穿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从家里送过去的。
日本兵天天来,不过,来的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一个星期来一次。好像来的很多都是当官的样子,我记得那些人肩头都有杠杠,两道三道的,来了必须先买票, 5角军票,交给妈妈。日本人会交了票来挑人,不满意的就重新挑。
也有拿刺刀的日本兵,我第一次见日本兵的时候,不停地哭,实在害怕,是负责送水的妈妈一直陪我到日本人进来。那个日本兵看到我哭就生了气,把一把刺刀勒在我的胸口啊脖子啊的地方,好像要杀人的样子,哪个再敢动啊。我啊,天天哭,后来只有认命。我的眼睛,就是这样慢慢瞎的。日本鬼子都叫我们要听话,听话了,鬼子就把我们抱在腿上,从口袋里拿东西出来哄我们吃,有的鬼子高兴了还会给点小钱,可是我们如果身上不舒服、脸上不高兴,鬼子就要凶起脸来吼,所以我们只有尽着鬼子的要求,就像只小狗小猫一样地活,哪敢自己随便说话。
我们并不晓得是为什么,只害怕得发抖。管我们的妈妈还发给我们那种皮套套,教我们在鬼子来的时候,给他们戴上去,事情完了,再帮他们取下来丢掉。我在慰安所里曾经生过病,鬼子医生也来看过。我一个人一个小房间,只有一张床,有小凳子和小桌子,洗脸洗脚的是一个盆子,就放在床头。
一天吃两顿饭,中午12点和晚5、6点钟,各吃一顿,大多就是吃饭吃蔬菜有汤,但有的时候也有荤菜,有鱼、肉,四个菜一个汤。吃饭时大家到一个大房间去,我记得有6张、8张桌子,一桌可以坐8个人。早饭是没有吃的,到12点前常常挨饿。实在饿的时候,就自己把买日用品的钱节约下来请人买烧饼吃。所以鬼子来的那天,有些比较温和的当官的鬼子,会给我买了馒头烧饼来吃。
就这样,到了7月份,天热的时候。当时白蒲镇上有一个姓杨的人,有文化,在伪政府里做书记员,我们都叫他“杨书记”[5]。“杨书记”看我经常哭,可怜我,他也对我有意思,就为我交了一笔钱,多少我也不知道,所以,就由“杨书记”把我保释出来了。“杨书记”对我提出,要我跟他过。我不肯。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
为我死死留住,金城没有去。可是,他终于还是走了。我回来两年后的一天早上,我醒来一看,金城不见了。我明白,他是为了报仇,杀日本鬼子去了。那是1940年年底,我记得是阴历十一月[6]。金城一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啊等啊。三年以后的1943年,有一个比我大13岁的姜姓男人,因为穷,没有结过婚,心肠很好,看我一个人干活辛苦,常帮助我,提出和我结婚。我开始不同意,后来才答应,但是提了一个条件说,现在你和我过可以,我们不结婚,如果金城回来,我还是要和金城过的。一年以后的1944年,我和姜大哥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姜伟勋,那是我现在的儿子。我就一个儿子。
直到解放了, 1950年3月,我接到了这个文件[7],证明倪金城是新四军老一团的战士,在太兴县古溪战争中牺牲,被授予烈士称号。我才知道,金城,原来在1941年,就已经永远地去了。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哭啊哭啊,现在哭瞎了。4年以前还看能得清,现在不行了,完全看不见了。我的头痛啊。声音吵得得我头疼。脚也痛啊,不得走路了。肚子痛,一天要小便好多次啊,尿不出来啊。调查旁述:粉英老人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的美貌,在周围村庄都是有名的。
直到现在,和粉英老人住在同一个村庄的老人还对我们说,周奶奶年青的时候相貌是“排在第一位的”,长得漂亮,身材极好,人很干净,经常撑起阳伞走路,有时还戴花檐帽,头发盘个髻,从来梳的一丝不乱[8]。这位作证的老人名严锦春,时年85岁,曾是这个村庄的老支书。
在我们访谈粉英老人的时候,她已经91岁的高龄,双目失明,坐在躺椅上几乎起不来。正值她家造新屋,周围斧锯声音嘈杂,身边堆满了临时杂物,乱得很。但我仍然可以从她热情紧握的手、沙哑着嗓音不断招呼小辈给我们备饭中感觉到她的礼仪态度与心地;她有着周正细致的眉眼,轮廓分明的面部曲线,穿的虽然是白色的旧夹袄,但是平整、干净,非常合身,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乱;而且,在一天之中,凡要从她专用的躺椅上站起来上厕所、吃饭,尽管她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还是必戴上一顶草帽遮阳,仔仔细细地把帽子的带子在下巴处系好,甚至扎上一条蓝格子围裙,展现出她年轻到现在不变的爱美爱清洁的生活习惯。这些细节给我一个印象:这是一位庄敬的老人。
调查附记
2007年10月4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与笔者,从上海专程驱车到江苏如皋杨家园村,在为她送上生活援助费的同时,也对老人进行了上午、下午(中午休息)前后长达5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访谈。
姜伟勋先生说,他原本从不对外人说娘的事,也想将这段历史永远埋藏在心底,好让娘安度晚年。但是,这种耻辱却始终无法忘却。2007年4月26日,他读到《扬子晚报》中的一篇报道:“南京唯一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在突发脑溢血入院3天后,昨天下午3点12分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终年79岁……慰安妇活着的越来越少,雷桂英本身就是一个控诉日军暴行的铁证。雷桂英能够面对屈辱过去而站起来指证日军暴行的勇气,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尊重与支持……雷桂英的去世也意味着南京唯一的慰安妇‘活证人’的消逝,有消息表明南京及其他地区目前仍然有一些当年有慰安妇经历的老人健在,但她们在接受专家调查时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雷桂英生前勇敢站出来作证的行为,也构成中日两国面对历史以史为鉴的一部分……”4月27日,他又读到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和“慰安妇”两起诉讼案进行终审判决。在这两起诉讼案中,中国籍原告和受害者家属198人,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约19亿日元(1美元约合118日元)。对两起诉讼案,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一、二审判决均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原告中方的诉求。最高法院裁定原告中方败诉。他越看越愤怒,于是,把报纸上的消息念给失明的娘听了。听着听着,粉英老人又流泪了。她敬佩南京的老姐妹雷桂英,勇敢地站出来对全世界公开自己的经历,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也要为那么多的姐妹讨个公道。她同意儿子的意见,日本不承认强迫中国妇女做“慰安妇”事实,我们的经历不就是事实吗?于是,姜伟勋在5月上旬,相继向如皋市妇联、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写信,公开了自己母亲被迫做“慰安妇”经历,姜伟勋先生说:日本右翼想掩盖历史真相,他们是永远做不到的!这个罪行他们不得不承认!雷妈妈虽然走了,还有我们接着她的意愿来做!（原文转载于史林2010年增刊 作者：陈丽菲 编辑：秦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