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已为中外学者揭露，但关于日本军部对此所应负的罪责却论述不多。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建立的。它们遵照军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军部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人力、原料、设备和材料。在军部的命令下，它们在中国宁波、常德和浙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致使中国和平居民大量死亡，还疯狂准备对苏美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日本军部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罪责的。
关键词：日本军部 细菌战 罪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已为中、美、日、英等许多国家有良心的学者和记者所揭露，然而，关于日本军部对该部队的领导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却论述不多。日本军部对各战斗部队的严密控制和领导，是众所周知的。但于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极端罪恶性的性质，至今涉及日本军部对这些细菌战部队的领导责任，仍使人触目惊心，愤慨不已。这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作如下论述。
一、日本军部积极策划和建立细菌战部队并使之成为侵略政策的一部分
细菌武器是一种违反起码人道原则，异常残酷和惨无人道的战争工具。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协议，而日本拒绝参加，说明军部明知细菌武器与人道和科学的任务是不想容的， 20年代后期起，就在考虑、策划和准备使用细菌武器，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了。
果然，1928年，日本军部派遣专攻病理学和细菌学、积极鼓吹细菌战的军医官石井四郎赴欧洲考察。1930年，石井考察回家后，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立即准备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他们认为，细菌武器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性武器，若不进行此种准备，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后来，石井在同部下的谈话中，谈到日本军部为何要成立731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他们：“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1]明确地表达了日本军部的考虑。
这样，1932年，参谋本部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立了最初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主持工作。1933年，又在所侵占的中国东北离哈尔滨70公里的背荫河地区，设立了秘密的细菌研究所，称为“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细菌战研究成了参谋本部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到1936年，参谋本部呈请并由天皇发布敕令（密令）[2]，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庞大的细菌基地，以便从事先前已由石井在实验室中开始进行的罪恶实验，并指定了部队的人员数额和建立的房屋，这两个细菌基地，一个在长春市南5公里，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部”（若松部队），1941年改称“第100部队”，另一个在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部”（石井部队），后改称“东乡部队”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背荫河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也全部迁至平房，工作人员增至2000人，任务是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和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以保证日军能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根据天皇的密令，日本军部开始组织编制731部队的工作，如挑选该部队的军官和建立基地等。也就是在这一年，由陆军大臣发布命令，把石井四郎从东京军医学院（时石井为该校教授）调去担任731部队长[3]。
1939年和1940年，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进展、部队作用的增加和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天皇又屡次发布密令[4]，命令对731部进行扩充和改编，并成立四个支队。密令规定了成立各个支队的期限和地点（海拉尔、牡丹江、孙吴和林口），把731部队工作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各支队的人员在内。与此同时（1939年），又密令在北京（先农坛庆成宫）成立了“甲字1885部队”，在南京（原中央医院，今军区部院）建立了“荣字1644部队”，定员各1500人。同一年，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波字8604部队”，定员1200人。到1942年，又在新加坡（原昭南爱德华七世医院）建立了“冈字9420部队”，定员208人，后发展到590人。这些部队，都是与731部队配套的细菌战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九研，也叫“登户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
可见，正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才发展成为一支拥有7000至8000名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庞大的细菌战部队的。
